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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朱天心:有人说我们是文学界的大小S | 正午

浏览次数:110 时间:2020-05-05

台湾作家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在大陆出版,她在上海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谈了台湾的年轻人、杨德昌、孩子谢海盟,批评了两个文化名人,当然,也谈了文学。天心觉得,认真的写作者,像恐龙一样,濒临绝种了。

前不久,第55届金马影展公布了主视觉海报。李安、侯孝贤、巩俐、小野四人的侧脸轮廓组合成层峦叠嶂的山峰。象征“金马系由不同部门的努力与合作所成就,缺一不可”。虽无关金马,却想在此时记录笔者作为一个普通影迷对台湾新电影的记忆。

从《击壤歌》直到今天,天心的天真勇烈一以贯之。该做的要做,该得罪、该决裂的,也绝不含糊。

台湾新电影双子

朱天心:有人说我们是文学界的大小S

1982年,杨德昌、柯一正、陶德辰、张毅合拍的《光阴的故事》被认为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但在此之前,新电影运动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积累过程。1981年,杨德昌回到台湾,与詹宏志、余为彦、徐克等人参与独立制作《1905年的冬天》,担任编剧及演员;同年,日后为杨德昌部分电影担任制片及编剧的小野也从美国辍学回到台湾,与早年进入中影,同样在新电影运动中担任旗手的吴念真一同组成企划小组。“中影是一个大机构,相对地没有什么机会,因为这个机构太大,我们去的时候职位都很低,可是却掌握了一个计划在我们手上,负责全公司的每年拍片计划。”去年笔者在香港采访小野的时候他这样谈到。

采访、文 | 郭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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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天心比我记忆中娇小了一些。有一瞬间,我眼前闪过在台北第一次见到她时,好像看到月亮的光华。现在上海已经进入最难过的季节,天心裹着深绿色的毛衣,清晨犯了鼻炎,不时仰起头,用手轻轻拍打鼻子,又急忙用浓重的鼻音把话题接下去。她仍然把一切和盘托出,毫无保留。眼睛仍是圆圆的,永远好奇、认真地睁大了。这样的眼睛里,的确揉不得一粒沙子。脸上的雀斑,她说,是来自宿迁朱氏,父亲朱西宁的家族。

《恋恋风尘:侯孝贤谈电影》

1977年,天心19岁,在高中毕业等待进入大学的暑假里,写了长篇散文《击壤歌》。出版的第一年,就再版十多次,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读本。我没有问她张爱玲所说“出名要趁早”的滋味如何,但记得她谈起当时的“乡土文学”论战,在那场论战中,她和姐姐朱天文的作品被称为“闺阁文学”。早早到来的批评和赞誉,让她得出了自己的文学结论:“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我们只能选择诚实地去写作,哪怕这个题材是很小的。”

而与杨德昌并称为“台湾新电影双子”的侯孝贤比上述几人都更早地进入到电影圈。1980年到1982年之间,他已经自编自导了三部长片,其中《在那河畔青草青》还提名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今年出版的《恋恋风尘:侯孝贤谈电影》是侯孝贤2007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所做的七场电影讲座的集结。关于初入电影圈的经历侯孝贤这样谈到:“我毕业之后当了八个月的推销员,推销电子计算机,每天打个领带,骑个摩托车去派名片,等一下人家就会把这个名片丢地上,我也只好捡起来。但是做了八个月后有一个机会,学校老师打电话来,需要一个场记,我就去当场记了。”

年少成名,也使她永远留下了一个少女的形象。从此人们得知天心恋爱、结婚,生孩子,“从愤青到初老”,但那最初的形象一直让人恍惚觉得,她是个妹妹,而不是“天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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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天心出版《三十三年梦》。她以京都的31次旅行为主要线索,回忆1979年以来的生活。读了这本书才知道,除了私人生活,与诸多文化名人的交游,原来朱天心还做了那么多事,她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中加入了“第三种势力”的社会民主党,四处演说,几乎要去参选,更不用提近些年她投身的动物保护运动了。就像她在采访中所说,“我还非常愿意反复接受现实的打磨,时时接受它的考验”。

《光阴的故事》海报

《三十三年梦》在台湾激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天心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两个文化名人,詹宏志和吴念真。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天心认为,是她从不隐讳的外省人第二代的身份。

《光阴的故事》由四个不同的故事组成了童年、少年、青年和成年四个人生阶段,不同于以往以武侠和琼瑶式爱情,甚至色情暴力为主的台湾电影,新电影自诞生之时就显露出其对人物内心世界与成长环境的关切。更重要的是,这部低成本影片取得的票房和口碑为后续新电影的诞生争取了机会,杨德昌、柯一正等人开始在以小野、吴念真为核心的企划小组的支持下拍摄长片。

从《击壤歌》直到今天,天心的天真勇烈一以贯之。该做的要做,该得罪、该决裂的,也绝不含糊。采访和整理中,常常替她担心:这段要不要删掉,会不会让她得罪人?但又一想,她都写在书里了,她都不怕,我何必替她审查?

1982年至1986年,新电影短暂又曲折的五年里,杨德昌先后贡献出《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和《恐怖份子》;侯孝贤拍出了《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新电影运动也见证了二人紧密的伙伴关系。侯孝贤抵押自己的房子帮杨德昌筹拍《青梅竹马》,杨德昌给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重新配乐。侯孝贤曾多次提起杨德昌用维瓦尔第的《四季》配的《风柜》:“比如说他们几个在海滩那场,放那个音乐,那是一种寂寞,生命的本质的一种能量,它反而有一种寂寞,我自己看杨德昌配的《四季》实在是非常过瘾。”

有人说,台湾的文学就是三个三姐妹。宋氏三姐妹,施氏三姐妹,朱氏三姐妹。这当然是笑谈了,只是台湾文学曾经有过耀眼的时刻,现在却不是好时候。天心觉得,认真的写作者,像恐龙一样,濒临绝种了。

二人同为新电影棋手,但却有着不同的创作诉求和电影风格。侯孝贤的长镜头,叙事和情绪上的留白,力量被夹藏在叙事的隔断中,沉默成为进入的唯一方式。他早期的电影多表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历史人文风貌和外省人的生活境遇。《童年往事》里少不更事,经历了父母和外婆去世才豁然成长的阿孝咕;《风柜》里在海滩上嬉闹的阿清,空有一身能量却对人生满怀忧虑与迷茫。类似的少年是侯孝贤电影中永远的主角。建筑学出身的杨德昌则善于借空间制造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冷静、理性的视角捕捉现代人复杂的心理状况。他的电影里徘徊着的是受制于家庭却渴望寻找内心平静的女性,在面对困境时选择以逃避或暴力排解愤郁的男性。

朱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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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竹马》剧照

正午:我在2007年采访过您,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见到了很多人,其中跟您的交谈让我蛮震撼的。因为当时两岸还没有“三通”,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媒体人,包括我在内,对台湾非常好奇,也有很多美好的想象,交谈也是谈好的方面。但是您讲到两件事,一是选举操弄带来的省籍矛盾,在台湾岛内造成撕裂,二是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中,政治正确带来的文学风气。这两件事情,让我在看待台湾的时候有了不同的眼光。

上映于1985年的《青梅竹马》讲述了一对情侣如何走向分离的故事。由蔡琴饰演的阿贞希望搭乘移民热潮去往美国,开始全新的生活;习惯了台北生活的阿隆抱有怀旧情结,满足于当下的生活状态而不愿轻易改变。

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我想先请您谈一下这十年台湾的变化。文学先不讲,在您看来,台湾社会的撕裂、内在矛盾,是变得平淡、遗忘了,还是变得更严重了?

阿隆与阿贞,也许恰好映射了侯孝贤和杨德昌体察台湾的不同方式。前者象征着一个怀着旧时代和乡土情结回望过去,想要保留集体历史与个体记忆留痕的亲历者。后者以清醒的旁观者姿态,将取景框对准时代变动下的都市群体,在由批判渐渐滑向失望的心境变化中抛出了一个金钱与成功至上的未来。《麻将》的结尾,杨德昌借前来台湾发展的英国人说出:“贫穷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有钱到你不敢相信。十年后这里(台北)可能会成为世界中心,未来的西方文明将立足这里。”台湾新电影双子正是以这样互补的方式,连接起上世纪中后期台湾的乡村与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

朱天心:政治上的操作从来没有放弃过省籍议题,只是说可以叫得动的人有多少。那其实对大部分的人,尤其中年人,操作省籍不是那么有效了。现在叫得动反而都是年轻一代,就是30岁以下,三年前的太阳花世代。他们以前从来不投票,有些人是年纪太小,还没有投票的资格,有投票资格之后也非常的冷漠,可是在政治操作之下他们会非常热情。两年前的选举,他们在脸书上、网络社群上会讲说,回家去请你家那个被洗脑的——已经都不说父母——请你家那个被洗脑的去吃个饭吧,让他们忘记要去投票。就把我们这一代看成是被国民党洗脑了。

1987年,《台湾电影宣言》在杨德昌济南路的家中起草并随后发布,这场对台湾电影生态作出巨大变革,同时也遭受各种阻挠和非议的新电影运动宣告结束。

那时候我很想写一个文章,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代才是最不容易被洗脑的。简单讲,看过国民党干好事,也看过他们干坏事。民进党成立前后,我们也看过他们为理想、生命、自由、青春一坐牢就十几年,可是到陈水扁时代,他们执政以后那种吃相不手软,完全不逊于国民党。他们的好坏我们都看过,所以要来跟我们神圣化一个政治人物,没那么容易。

朱家文学与台湾电影

可是下一代没有经历过这一段,他们崇拜的政治人物怎么说,怎么解释历史,他们就怎么相信。我觉得他们才是被洗脑的一代。这不是世代差异,而是有一个背景在。二十几岁这一代,还处在不大需要被现实考验的时候。他们的上一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在经济上是世界性的,好比美国婴儿潮或者是日本经济,都是搭着经济起飞的车。不要太恶搞的话,大家都有房,有车,有存款,有退休金,什么都很好。所以子女二十几岁,要是嫌工作收益太低,还可以暂时不工作,不管是躲在学校或就是什么事也不做,都可以,不大需要接受现实的压力,那对政治的激情就更纯粹。虽然说就比例来讲人不多,可是动能很大,而且他们都使用社群网络,那个互相激荡的能量是非常强。

“当时我还不知道侯先生已结婚,儿子五个月,女儿都七岁了,见他一张娃娃脸,眼睛圆炯炯的很有神采,好像不比自己大多少,问他几年次,他却笑了,三十六年次,比我大十岁。两位先生的意思是希望此戏就由我改编电影剧本……”

可是其它世代,我觉得整体台湾是很疲倦的,非常的疲倦,非常的虚无。也会认清说其实台湾,它的前途也好,大事情也好,不操之在我们了。你认真想也没用,所以索性很多人就不想了,处在一个非常非常疲惫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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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之前唐诺老师讲到,对文学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读者的流失,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流失。这是世界性的现象。可是听您这一讲,在台湾是不是也和社会环境有关系?年轻人不再想听、或是在抗拒很多东西?

朱天心:有人说我们是文学界的大小S | 正午。朱天文《最好的时光》

朱天心:是,他们就不相信现在握有权力、握有资源的人的一切作为,一切说法。像我,曾经被你们所说的70后直接问过,说我们的资源都被你们占尽了,我们的钱都被你们赚光,位子也被你们占光光。我说你去问其它人啊,你不觉得你刚刚说的三个在我身上都毫无发生吗。Ta说,你是例外了,可是我们都被你们这个世代给占光光了。确实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在阅读上也一定就是。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这篇被改编的散文是朱天文的《小毕的故事》,同名影片由陈坤厚执导,朱天文、侯孝贤等人共同编剧。诚如天文的妹妹朱天心所说:“也开始另一段她原以为是余烬的二十五岁之后的奇幻旅程。”自《小毕的故事》之后,数十部侯氏作品中朱天文从未缺席。二人的合作一直从侯孝贤新电影时期的作品延续到台湾史三部曲,再到最近的《刺客聂隐娘》。文集《最好的时光》和《红气球的旅行》正是朱天文对侯孝贤电影文献的整理和补遗。

我曾经去北一女演讲,那是一个精英学校。讲完以后就有两个学生推推搡搡地来问我,想要我推荐书。那我觉得推荐书是很荒谬的,因为面对一个书墙,其实是最好的探险。这个看两页不行,喜欢的就看,那是最大的乐趣。怎么,学校没有开够书单吗?可是她们好像不得到我的答案就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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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举了我觉得最容易的作家,张爱玲吧,张爱玲的容易看。两个互相看一眼,张爱玲不是死了很久吗。啊,死了就不用看了。我说那就讲一个活人吧,白先勇,因为白先勇推青春版《牡丹亭》,推得很热情,在各个学校演讲,我想这个总该听过吧。她们又互相望一眼,白先勇不是个老头吗。

朱天文《红气球的旅行》

所以更不要说那种死了老久的托尔斯泰,他们好像只想看、只信任至多大他们五岁的,对他们出生之前的事情毫无兴趣,觉得不必知道。或是你不存在在网络上、你不在脸书上活动,ta就觉得这个人存在吗?

朱天文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台湾文坛重要的作家及译者;朱天文师从胡兰成,16岁发表首部小说,以长篇小说《荒人手记》荣获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妹妹朱天心与妹夫唐诺,一个是凭借《击壤歌》成名的“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一个是台湾图书出版界的知名编辑,后来也成为作家。在台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上都有朱家人的身影。

可是写作不像其它的运动,二十几岁就退休,体操选手、网球选手,不是这个。只要脑子没有坏掉,可能四十、五十岁才是盛年,甚至有的作家写到七十、八十岁。要是抱着这样的心情,那第一个就是大量流失读者。我是比较悲观派。

朱家和台湾电影的渊源也不止“朱天文和侯孝贤”。翻开朱天心在2015年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三十三年梦》,开篇即是2013年唐诺与朱天心前往京都探望女儿盟盟,彼时的谢海盟正以编剧身份参与《刺客聂隐娘》的制作。而天文与海盟之外,唐诺亦曾与李宗盛一同参与《风柜来的人》的配乐。侯孝贤在日本拍片的过程中,朱家人也多次探望,闲暇时还一块游玩。朱天心笔下的侯孝贤也不是“侯孝贤”,而是被称为“侯子”。两家人因电影而生的友谊逐渐走过了这三十多年。

正午:那您怎么面对这种状况呢?不再寄希望于年轻的读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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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当然还是反求诸己,我不会选择说负气地,你们既然不看我就不写了,倒不会这样。像我们还在认真地写的人,已经非常少,快濒临绝种了。我会把它形容为像恐龙,你就还是在,还是活着吧。有一天不知为何,他们突然很想看恐龙的时候,不用翻图鉴,不用去博物馆,不用听别人说好像曾经有一种什么动物。你还在这儿,他们还看得到。我不晓得这阿不阿Q,可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只能这样子了。

朱天心《三十三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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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杨德昌与朱家则因侯孝贤和蔡琴的关系结缘,却单纯保持着创作之外的友谊关系。只是这段友谊却未能延续下去。杨德昌曾与唐诺一同讨论古装电影的制作,亦曾开口找朱天心写《红楼梦》剧本。朱天心深知与杨德昌若共事,便做不成朋友。最终在杨德昌“他们还是选了孝贤”之后,朱天心再也未能于私下场合看到杨德昌。

正午:您在《三十三年梦》里批评了两个昔日的朋友,也是文化名人,詹宏志和吴念真,这在台湾好像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于今回头看,虽然结局不尽如人意,留有遗憾,但彼时身处文学与电影前端的这两拨人在交集之下产生的种种情谊依旧让笔者深感珍贵。甚至想要追问,到底是时代促成了他们,还是他们造就了时代?

朱天心:这两个其实是我的老朋友,詹宏志到现在还是对我非常好,他也很不解。我听他告诉很多人说,我不晓得哪一点得罪天心。那我觉得写出来,也是交代我何以如此。因为还是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像张大春,整天就是想要请一桌酒,糊里糊涂好像把我们送入洞房一样,喝了个酒两个人就恢复。

忆起杨德昌去世那天的情形,朱天心不免落入对故友的哀思:“是故零七年六月杪,我于咖啡馆赶完一篇稿并顺手翻晚报见杨德昌大肠癌病逝时,心绪无法平抑地从东门走到仁爱路宽幅的樟树林安全岛上,蝉声喧嚣大作,心里却下着大雪,呀,一个时代过去了。”她这样写道。

我觉得不是这样。就像有些夫妻,感情也许还在,但是你发现说当初认错人了,并非想象的那样的人,那我们就分手吧。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一场,那就这样吧。可是我只是写公共领域部分,而不涉私的。

回到杨德昌

像詹宏志,他曾经是城邦的董事长,城邦是台湾前后十年最大的出版集团。台湾的出版业薪水是非常低的,大部分的员工拿很低的薪水,只不过存着理想性,还存着一点善念,像大学时候做校刊一样,很认真在做。可是詹宏志为了鼓吹网络,说网络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编辑们都是霸权。他对着商业的时候,非常地以文化人自居,像文化英雄一样,可是私底下近乎奸商,对文化人,包括作者是非常非常地尅扣。在员工和资方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也一定站在老板那边。这个断裂我是非常不解的。

去年四月,笔者在香港电影节上重看了杨德昌。那年是杨德昌逝世十周年,香港电影节举办了杨德昌回顾展,放映了他生前完成的七部作品,从《海滩的一天》到《一一》。杨德昌的妻子彭铠立,他生前的合作伙伴小野和金燕玲悉数到场,与观众分享了杨德昌生前的部分工作和生活经历。

好比吴念真,他住的是近亿的豪宅,出来还是“我是矿工之子”,“受苦的台湾人民”。我真的认识很多很多做劳工运动的人,或者是靠帮人家搬家过活、实践理想的人,我会觉得,光环留给这些人吧,留给这些真正名副其实的人,你不要什么都要。你要去过更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要连最后这个光环你也随便拿来。这个断裂我是很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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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所以您最不喜欢的实际上是这种言行不一、占尽好处的人?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海报

朱天心:对,我觉得要过好生活是没关系的,就去,不要回头来讪笑、践踏你也曾经认真对待过的事物和人,不要这样。

那是笔者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观看杨德昌的电影。也还记得那天下午在香港文化中心观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片长四小时,中间没有暂停,偌大的影院坐满了前来朝圣的影迷。我和同行的朋友坐在影院二楼靠后的几排之一,异常激动。在裹着毯子看到近结尾那场午夜杀人戏时,我被银幕前快速闪动的几束光吸引,不禁回头去看身后那个发出光的窗口,顿时倍感心酸,却又欣喜地将它当作是电影对我的某种回应,一个隐秘的时刻。

正午:我以前也听过您批评过詹宏志,曾经是文学同路人,朋友,进入文化商业之后,就各自走上歧路。那时候还觉得很遥远,后来发现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有的人一身都是奢侈品,文章里却要做左派的代言人,或是很多人在媒体萧条的时候离开,明明是去赚钱,却要哀叹新闻理想已死,好像自己是被亏待了。这样的事总是令人很厌恶的,但是大家曾经是朋友,也就忍住不讲,更不会写在文章里,还点名道姓。所以我看《三十三年梦》,也还有点惊讶。您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决定要公开地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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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我会觉得,写这个书要是还遮遮掩掩……因为就是要存其真,把自己过去的这一段,认真地写出来。

《十年再见杨德昌》

其实私底下骂他们两个的人可多了,可是当面仍然是你好我好,我就不想当这样子的人,我好受不了这样子的社会气氛,或是这个世界的状态。詹宏志,曾经也是唐诺出版社的老板呐,他到最后都还要我们跟他去那种富豪之旅,帮我们出旅费,就好像是某个时代的贵族很喜欢求个文人或者是画家来跟你对话。那这是干什么呢?我会觉得,要是连我自己有这么强烈的想法都不说的话,我去怪人家乡愿什么呢?人家的考虑也是一样的。

去年香港电影节发行的纪念特刊《十年再见杨德昌》刊登了关于杨德昌做电影之前的经历的访谈。杨德昌于1947年生于上海,两岁时随家人移居台北。成年之后的杨德昌回看自己的家庭关系觉得:“基本上没有亲戚。”这种只有爸爸、妈妈、哥哥、妹妹的家庭结构在杨德昌看来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束缚。加上大学期间赴美留学、工作多年,再回到台北的杨德昌看待这座城市的眼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正午:《三十三年梦》几年前在台湾推出的时候,我看到的评论,基本上是批评居多。其实书里关于吴念真、詹宏志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被炒得很厉害。一方面我很理解,因为台湾社会是很温柔敦厚的,大家说话都很委婉,所以您的批评很刺眼。可是我仍然觉得奇怪,为什么您这些批评会在台湾激起这么大的反弹?

1983年,杨德昌不顾中影上下反对,坚决起用新人摄影师杜可风担任自己处女长片《海滩的一天》的摄影。《海滩的一天》中对中产阶级、女性心理及城市生态的刻画在当时的台湾电影界实属罕见。侯孝贤和吴念真初看《海滩》的时候表示看不懂,因为杨德昌完全选择了背离本土经验的视角和理念。而从本片中逃脱家庭束缚追求爱情的佳莉、《青梅竹马》中渴望赴美国追求新生活的阿贞、再到《恐怖份子》里迷茫不知所求而寻求改变的作家郁芳,杨德昌新电影时期的女性角色似乎都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巨变下传统观念即将分崩离析的现状,也义无反顾地选择打破桎梏,寻找新出路。

朱天心:有一个大背景,台湾这些年的政治操作形成的反中国、甚至仇恨中国的情绪,使得像我们这样的外省人变成替罪羊。当然也有很多会看风头、比较机灵的外省人,要不就不说话,不说任何人,不批评时政,不批评当局,要不就会直接地转向。我们这种就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像网络上,我看年轻一代描述我跟天文,说她们就是文学圈的大S、小S,在中国赚钱,然后死赖在台湾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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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荒谬的是,我写这个书,他们怎么说?就是一个中国人,看不得台湾人有钱。吴念真詹宏志是有钱人。省籍激化到,不听你任何理由。

《海滩的一天》电影海报

朱家合影。从左往右:天衣,母亲刘慕沙,父亲朱西宁,天文,天心。

杨德昌对台湾电影的革新还源于他追求完美近乎苛刻的创作精神。小野曾提到杨德昌因为《牯岭街》底片光影度冲错想要重拍被他以没有观众会在乎是灰色还是黑色为由回绝。时隔多年后他在大银幕重看《牯岭街》才看出杨德昌计较的细节是什么。杨德昌对电影苛刻的要求也让他与身边的工作伙伴冲突不断。去年笔者采访小野时他就笑称他和杨德昌是彼此的恐怖份子,因为《恐怖份子》的剪辑问题杨德昌曾跑到小野办公室连骂廖庆松三个小时。

朱家三姐妹。从左往右依次为:天衣,天文,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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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

正午:在您的书里还讲到了杨德昌、侯孝贤,台湾新电影。尤其是写到杨德昌,我觉得非常生动。有一天他去你们家,邀请你和唐诺加入他的电影制作。讲了一个晚上,你们还是拒绝了。你们都有自己很重要的原因,可是杨德昌回去就告诉蔡琴说,说他们还是选择了侯孝贤。

在《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一书中舒国治谈到:“很少有人羡慕他的生活,不能说不认同他的生活方式,没有人这么说,大家虽然会赞美他的工作,却不会去赞美他的生活……他花太多功夫在他热衷的电影上。”这大概也是朱天心在与杨德昌共事和做朋友之间选择后者的原因,虽然后者也并未能继续下去。

朱天心:他是当着我们的面说的。因为蔡琴去秀场,蔡琴那时候也很辛苦,在秀场赚钱,回来就接他,也累了,还一身浓妆。她一进门,杨德昌就像告状一样,跟她讲,他们还是选择了孝贤。我们很吃惊,这不是什么选择,我们哪有选择?我们后来也没有去帮侯孝贤做什么啊。

2007年6月29日,杨德昌在美国洛杉矶去世,《追风》未完成,《一一》成为他的遗作,直到去年,这部完成于18年前的作品才得以回到台湾首映。同年,瑞典导演伯格曼、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相继去世,2007年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他就是这样,爱憎非常的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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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也是一个自我很大的创作者。

《一一》电影海报

朱天心:无敌大。

“后来,大家慢慢分道扬镳了,并不是因为大家有什么疙瘩,而是杨德昌的个性就是这样,他要求完美,对价值的认定也非常坚持。直到《一一》康城得奖之后,我们才又开始在一起,当然还是很开心,但已不像以前那么亲密,因为过去是大家一起革命的时期,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杯看剑气,两杯生分别,三杯上马去。’”

正午:你们跟杨德昌的交往持续了多长时间?

此为侯孝贤忆杨德昌时所说。

朱天心:其实只有两三年,那是杨德昌的习惯吧。他是非常西方艺术家那种。不知道怎么,一个时期狂热地迷恋一个人,不一定是女生,可能是他认为有才气的人。那段时间他非常迷恋唐诺。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杨德昌每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反正蔡琴去做秀嘛,他就坐在我们家,他自己不怎么讲话,就是要听材俊说,这样一晚上。很像《一千零一夜》,就是要听唐诺,每天说一个不同的事情,聊什么都好。有时候其实很困扰,因为我还是要写写稿,看书,有自己的事。

如今,《追风》的完成日期被标记到2020年,侯孝贤也在筹备一部由朱天文编剧、舒淇主演的新作,标记2020年。

但我和唐诺都非常理解杨德昌,台湾那时候投入电影的资金是很少的,不像现在很多企业家,大陆更不用说有热钱,那时候台湾就几个电影公司要死不活的,已经被香港、好莱坞打得很惨。所以好不容易有人拿出一笔钱,只能拍两部。有时候几个导演要抢这一个预算,就会很伤情谊吧。

朱天文写:“离别不是友谊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扩张。”就以此作结吧。

我们看过杨德昌的工作方式,其实跟王家卫有拼。非常个人,非常作者,虽然电影是一个组合,可是那整个电影里只有一个创作者。不管你是在帮他写剧本,还是做任何什么,其实都是他的工人。只是王家卫,虽然折磨人,可是他不会生恨,杨德昌是会的,他几乎是最后会翻脸,绝交不能再来往。所以我和唐诺就说,要是我们还要做朋友,千万不要跟他一起工作。

可是杨德昌的习惯是真的很奇怪,喜欢你的话就希望你能在电影里头一起完成一件事,不管只是一个镜头,或是你来帮我编剧,他就很喜欢这样,大家好朋友在一起。那这个上头,我和唐诺不能满足他吧。我们反而跟侯孝贤是一个很平淡如水的情谊,到现在多年,也没有什么很热头,就是生活里的好朋友,说得上话的好朋友。可是杨德昌就会敌我分明,会爱憎分明,会觉得你们好像选边站。

其实到现在侯孝贤讲到杨德昌的时候都还非常非常的……我都觉得过誉了,他觉得杨德昌是台湾最了不起的导演。我都觉得,没有啦,没有这样。这也是侯孝贤的好处,他永远看人会看到长处,所以他会看到很多杨德昌有而他没有的部分。像我看人很容易看到缺憾的部分,非常非常敏感。我觉得侯孝贤那种是很幸福的,所以他会非常的过誉杨德昌吧。

正午:那您对杨德昌电影的看法是什么?

朱天心:有一两部我很喜欢,可是我并没有照单全收。就像侯孝贤的电影我喜欢的大概也就是一两部、两三部。我大概照单全收的是王家卫吧,就整个喜欢他的电影氛围。好像有些作家,无论写什么,连写个小短文都好。王家卫电影的声音、感觉、气味,对音乐人的敏锐度,他几乎拍什么都好。

杨德昌的电影,我真正喜欢的,其实只有《恐怖分子》。好比《牯岭街》大家都觉得它是最成熟的,可是那个题材正好涉及到外省第二代,我会觉得杨德昌的外省第二代经验跟我们迥然不同,这也是我觉得他跟蔡琴的婚姻走不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蔡琴跟我们,父亲都是中下阶级的军人,我们住的眷村,也是很中下阶层的。可是杨德昌的父亲是中央印制厂的厂长,就是国民党政府印钞票,印什么的,是高官。他的来往也都是高官之后,社会经济地位都好很多。

他大概大我十一二岁吧,在那个年代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和便宜,国民党政府的照顾也好,资源分配也好,不管是不是你有心要占。跟台湾的关系也不一样。你现在对台北还有印象的话,他们原来住的就是像金华街、济南路那些日本式房子,所以他们出门都有台湾人经验,跟我们这种眷村被隔绝是很不同的。我们到很大或者进了学校,才会知道台湾的生活圈还有别种人家。

不止杨德昌,他那一代,包括赖声川,刘大任,都是国民党高官的后代。经济上比较好,可以出国去念书,念书有些就不回来。那时候台湾的经济跟美国是差别很大的,他赚的工资只要一点点回来,家里的经济就完全改善,甚至弟弟、妹妹、爸、妈也都接过去,社经位置是非常高的。那跟眷村的出来就很不同,你不好好读书,就只能像蔡琴那样,只好去演艺事业。

可是到台湾从二十年、三十年本土化热起来的时候,杨德昌他们都会转变得很自然,他们心里会存着一个念头说,曾经占过台湾社会的便宜。所以他的愧疚也是打心底的,比较自然。我无意说他们的转变是因为政治势力,当然有这样的人,可是杨德昌大概不是这样。而我们眷村的反而变成是箭靶,说眷村都是被国民党洗脑,水泥脑子什么,都会被羞辱。

要是有人去借《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来理解外省人的话,我觉得那只是一小部分的外省人。所以我对那部电影意见其实非常多的。

正午:所以您是一直没有参与过电影的创作?

朱天心:完全没。家里已经捐了一个天文出去,我已经看到她废掉太多的时间在电影上,她就是只跟侯孝贤合作,侯孝贤的电影也是一样,完全只有一个作者。天文任何编剧的努力其实也都看不出来。我已经很替她委屈,我自己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正午:不过对于所谓新电影也好,杨德昌、侯孝贤导演也好,好像都是事后的追认,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被追认。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获得过这么高的荣誉?

朱天心:完全没有。而且当时有一大票传统的影评人,会说你们都把台湾电影给拖垮了。其实那时候每年电影的营业收入可能十分之八九,是香港、好莱坞电影,新电影大概只占10%,所以就算要垮也只是垮掉10%,怎么会拖累整个市场?所以那个追认是很后来了,尤其是侯孝贤在国外得了一些重要的电影大奖,回来之后才比较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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