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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文学讲稿读后感10篇

浏览次数:137 时间:2020-03-13

《文学讲稿》是一本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4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真正的文学,是不能囫囵吞枣地对待的,它就像是对心脏或者大脑有好处的药剂——大脑是人类灵魂的消化器官。享用文学时必须先把它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就能在掌心里闻到文学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细细品尝;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文学的珍稀风味,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才能被欣赏,那些被碾碎的部分会在你脑中重新拼合到一起,展现出一种整体的美——而你则已经为这种美贡献了你自己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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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讲稿》读后感(一):通往孤寂文豪的笔记铁道 ¬——我们应该忠于自己的梦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的这段话包含着一个真正的理想读者的阅读卓见,它和体味、感知、经验、智慧紧密联系在一起,精确而美妙。它是陈述,但也包含着警告:真正的文学是不能被囫囵吞枣地对待的,那种把它简化成故事、道理或社会学知识的做法其实有害于文学,有害于审美;文学的芳香在它被敲成小块,粉碎与捣烂之后才能嗅到,它需要“工具”也需要耐心;对细微处的、碾碎部分的欣赏不能影响到重新接合,它依然要在整体性上做打量;体味文学的最佳途径是将自己放进去,将自己的血液放进去,充分与作品相融解,而不是始终将作品看成是被审判的他者。审视甚至审判必须在此后作出,它不允许我们先于理解之前判断。我愿文学阅读者们听见他话语中的隐含警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出生于一八九九年,生日与莎士比亚相同(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庭是圣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的一户富裕的贵族。实际上,他家族的姓氏可能出自阿拉伯文中与此词同根的“nabob”一词,这个姓氏是十四世纪时由鞑靼王子纳博科.穆尔扎带入俄国的。十八世纪以来,纳博科夫家族的成员一直出任军界及政界中的高级官员。我们这位作家的袓父德米特里.尼科拉耶维奇是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和三世的司法大臣;其子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放弃了可能在宫廷里任职的前途,却以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那场注定要失败的俄国立宪民主的斗争。这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勇敢的自由主义者于一九〇八年被捕入狱,被关押了三个月。然而他一如既往,依旧将他和他的小家庭的生活维持在上等社会的奢侈水平上:他们或住在他父亲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海军部大搂地区盖的那幢市内宅第,或住在乡间别墅维拉,这幢别墅是他的妻子作为嫁妆的一部分、从极其富有的娘家鲁卡维什尼科夫家族带过来的。弗拉基米尔是他们的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他的弟弟妹妹们证明说,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护和关心是最多的,无人可及的。他年少早慧,活泼而有生气,儿时多病但后来体格强健。他家的一位友人还记得,他是一个“身材细长、比例匀称的少年,生着一张富有表情、充满生气的脸,一双追根问底的慧眼,眼中总闪着嘲弄人的火花。”

没人生来会写作,可是,写作的艺术基础肯定不在于技巧,那么这些笔记的意义何在?

在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以及《〈堂吉诃德〉讲稿》中,充满着这样的洞见,它们就像晴朗夜空中的星辰,闪烁着难以忽略的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首先是具有显赫影响的作家,他的《洛丽塔》《微暗的火》《斩首之邀》在全世界广泛阅读。同时他有着广博深厚的文学知识,在美国大学里教授文学,而《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堂吉诃德〉讲稿》恰是文学教学的成果。他还是一位博物学家和昆虫学家,据说他所制作的某些蝴蝶标本至今还是“惟一性”的。作为作家,纳博科夫更懂得如何理解和欣赏那些伟大的天才之作的精妙,他深谙文学何以是文学、何以具有那样的魅力的“方式方法”,他是以“体验其创造”的方式来完成批评的,这种方式更值得依赖。而作为教授,纳博科夫对具体作品的讲述既可纵横捭阖,由《荒凉山庄》中狄更斯使用的语调联系至托玛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分析“假装从对听众说话转向直接对一个人或一件东西、事情,或一个虚设的对象说话”这一语言方式的脉承;由《堂吉诃德》谈及西班牙骑士小说的盛行再至“西班牙人的集体性格”,以及这种集体性格与骑士小说之间的关系,或者加入迪戈·克莱门辛的评论;谈论《追忆逝水年华》的写作与普鲁斯特青年时代曾研究过亨利·柏格森哲学的潜在关联……同时,他也可入幽探微,深入到小说细节甚至更为微小的构成中去,注意着安娜·卡列尼娜的红色手提包、果戈里小说中“边缘角色”索巴凯维奇的脸,注意着“通过包法利的眼睛我们看到爱玛外貌的美”,以及用过的玻璃杯和它残存的苹果酒、淹在杯底嘤嘤作响的苍蝇等等。作为博物学家、昆虫学家,他体察细微的变化,注重描述的准确,他的判断有博物学家的严谨和审慎,尽管其中也会包含天才性的偏见。

弗.德.纳博科夫是一位有些亲英的人,他的子女不仅学习法文,还学习英文。他的儿子在回忆录《讲吧,回忆》[弗.纳博科夫的回忆录,作于一九五一年。]中自称“我在能够阅渎俄文之前就学会阅读英文了。”他还记得小时候那“一连串的英国保姆和家庭教师”,以及从不间断的、有趣的盎格鲁——撒克逊手工制品:“各种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从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店铺里源源不断地来到家中:水果蛋糕、鼻盐、扑克牌、拼图游戏、带条紋的运动笳克、滑石粉色的网球。”在这部《文学讲稿》里所提及的作家当中,狄更斯可能是他最早接触的一位。四十年之后,纳博科夫在给艾德蒙.威尔逊[艾.威尔逊(一八九五——一九七二,美国文学评论家。]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父亲是一位狄更斯专家。有一阵子,他大段大段地对我们这些孩子朗读狄更斯的作品,当然是英文本的。""也许当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在乡间别墅度过的阴雨连绵的夜晚里,他对我们朗渎《远大前程》,使我后来从精神上抵制重读狄更斯。"是威尔逊在一九五〇年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荒凉山庄》的。纳博科夫曾对《花花公子》的一位采访记者谈起他在少年时代所阅读的书籍:"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五年时间里,我所读过的英文、俄文和法文的小说及诗歌肯定比我一生中任何一个其它五年当中都读的多。我特别欣赏威尔斯、坡、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兰[保.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兰波[阿.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契诃夫、托尔斯泰、以及亚力山大.勃洛克[亚.勃洛克(1880-1921),俄国象征派诗人、戏剧家。]。对于另一个层次的作品,我的英雄人物是斯卡利特.平珀乃尔、菲利斯.福格[菲.福格,法国作家居.凡尔纳(1828-1905)的作品《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中的人物。]和夏洛克.福尔摩斯。"这后一类作品的课程中,包括了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他选择了这个维多利亚晚期的雾气缭绕的哥特式作品尽管很让人惊讶,但讲稿却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学习写作,就像学习“呼吸”,这很奇怪,不可能学,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是心里真的有这份热爱,或者说是召唤,一念,就是要写,甜蜜时想写,崩溃时也要写,发现了什么更要写,因为目睹一个画面奋笔疾书,自己都不知道会写出什么来。一旦投入创作,会废寝忘食地炙热,除了必要的机械性的吃饭上厕所,甚至觉得其他都是在浪费时间。这就是写作的基础——不得不写。

《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和《〈堂吉诃德〉讲稿》让我们领会和体味真正的优秀读者是如何阅读作品的,让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经典何以是经典,同时也带着我们一起品啜美妙文字中的丰富“滋味”,并因这种滋味而生出愉悦。

那位身体强壮、一直受到怀念的家庭教师"法国小姐",在小弗拉基米尔六岁的时候就来到纳博科夫家居住。她用流畅的语调向她的学生朗读法国小说,("她那纤细的声音读着,从不减弱,从不停顿,也从不出错。")虽然《包法利夫人》不在她开列的书单上。"我们读了所有的作品:《索菲的不幸》[法国女作家塞居尔伯爵夫人(1799-1874)的作品,作于1859年。]、《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法国作阿.都德(1840-1897)的作品,作于1868年。]、《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以及其它许多"。毫无疑问,《包法利夫人》是家中藏书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柏林一家剧院里,弗.德.纳博科夫被毫无意义地杀害[弗.德。纳博科夫为右翼君主主义分子所暗杀。]了,这之后,"一位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去黑森林旅行的同学把《包法利夫人》寄给我的寡居的母亲。我父亲当时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书的衬页上写着‘法国文学中一颗卓绝无比的珍珠’——这个评价至今仍然知用。"此外,在《讲吧,回忆》中的另一处,纳博科夫提到他阅读描写美国西部人的爱尔兰作家梅恩.里德的作品时的欢喜心情,并提到梅恩笔下一位被围的女主人公手里拿着长柄眼镜:"后来我发现,那个长柄眼镜在包法利夫人手里,然后安娜,卡列尼娜又拿了它,再之后它成为契诃夫笔下那位有叭儿狗的女士的财产,并且被她丟在雅尔塔的码头上。"他大约是在什么年纪首次阅读福楼拜研究通奸的经典作品[此指《包利法夫人》]的,对此我们只能加以猜测,可能年纪并不大。他第一次阅读《战争与和平》时才十一岁,那是"在桕林,我们那套昏暗的洛可可风格的公寓里,门窗对着黑暗潮湿的后花园,花园里长着落叶松,我坐在土耳其式沙发上,落叶和书中的格言一起,永远保留在书页中间,就象一张旧名信片。"

弗洛伊德说:『艺术产生了自我把握的幻觉。』

“矫正”文学观念 提供某些“新认识”

就在十一岁这一年,一直只在家中由家庭教师教育的弗拉基米尔,被送进圣彼得堡一所相对而言还算进步的铁尼塞夫学校。在那里,老师指责他"不适应环境,‘好表现自己’(主要是在俄文作业里处处点缀上英文和法文字眼,这些字眼是我自然而然想到的);以及我拒絶使用洗手间里又脏又湿的手巾和打架时我用指节击人,而不象俄国职业拳击手用拳头的下侧象打耳光那样挥拳。"铁尼塞夫学校的另一位名叫奧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男学生,称那里的学生是"小苦行者,专为孩子们办的修道院里的小修道士。"俄国文学的学习重点是中世纪俄文:拜占庭的影响,古代的编年史,接下来是对普希金的深入学习,及至果戈理、莱蒙托夫、费特[阿.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翻译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在教学大纲之列。至少有一位教师给这位年轻的学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弗拉基米尔.希皮厄斯,"一位尽管有点深奧、但却是第一流的诗人,我极为钦佩他"。十六岁时,纳博科夫收集出版了一本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集,希皮厄斯"把一本诗集带到课堂虽来,对我所写的那些最为浪漫的诗行进行激烈的嘲笑挖苦(他是一个生着红头发、精力旺盛的人),引起大多数同学狂欢般的起哄。"

这是不是说写作的人因为对现实无能为力,而逃避,进入自己的想象创造世界,从而获得自我把握的感觉?写作并非对现实的逃避,恰恰是投身于现实,在现实里获得启示,产生震动,拨开各种迷雾,寻找意义。世界没有单一的意义,是纷杂的,有太多,也许会瞠目结舌,也许会惊喜,多重意义,我们尽可能勾勒生活的模样,尽可能达到内心更广阔和深沉的范围,如果艺术让人梦幻,那也是终将让我们意识到——恍然大悟的梦。

纳博科夫说,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

正当纳博科夫的世界土崩瓦解的时候,他的中级教育结束了。一九一九年,他的家庭成员都成为流亡者。"我和弟弟被安排去剑桥上大学,我们得到的奖学金不是对才智的承认,更多的是对政治磨难的补偿。"与在铁尼塞夫学校的学习很相似,他学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还踢英式足球,写诗,和数名年轻小姐谈情说爱,而且一次也未光顾大学图书馆。在他对大学生活的散乱回忆里,他记得有一个同学"彼.姆[此为英文名字缩写。]猛地冲进我的房间,带来一本刚刚从巴黎走私来的《尤利西斯》。"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问记中,纳博科夫说出了这位同学的姓名,他叫彼得.姆洛索失斯基;并承认说,直到十五年之后,他才把那本书看完,那时他已"极其喜爱它"。三十年代中期,他和乔伊斯在巴黎见过几次面。乔伊斯还曾参加过一次纳博科夫的朗读会。这位俄国人是临时顶替一位生了病的匈牙利小说家的,听众是一群稀稀拉拉、成分杂乱的人:"令人难忘的安慰来自这样一副奇观:乔伊斯坐在匈牙利足球队员当中,交叉双臂,眼镜片闪着微光。"另一次不吉利的会面是在一九三八年,他们俩人与其共同的朋友保罗和露西.雷昂夫妇一起吃饭。纳博科夫没有记住他们谈话的内容,他的妻子维拉回忆说,乔伊斯询问俄国'蜂蜜酒'(myod)的确切成分,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纳博科夫怀疑作家间的这类社交联系,并在他早期给维拉的一封信里,详细描述了传说中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间唯一一次毫无成果的会面,是怎样被描写得走了样。纳博科夫是在何时首次阅读普鲁斯特的?英国小说家亨利,格林在回忆录《打起行李》[亨利.格林(1905-1973),英国小说家,戏剧家。《打起行李》出版于1940年。]中写到二十年代初期的牛津:"所有的人都装作关心优秀文学,懂法文的入都知道普鲁斯特。"剑桥好象也一样,尽管大学生纳博科夫对他的俄罗斯人身份已经着迷到了无法摆脱的程度:"我害怕由于异国的影响而失去或玷污我从俄国带出来的唯一财产一她的语言,这种恐惧变得极为可怕……"在一九三二年,当他首次同意由里加报纸的一名记者刊登访问记的时候,他否定了在柏林居住的数年给他的作品以任何德国影响的暗示,他说:"谈谈法国的影响更为恰当:我喜爱福搂拜和普鲁斯特。"

所以,卡夫卡说:『我们应该忠于自己的梦。』

纳博科夫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艺术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里、思想的精髓里,因此一个大作家的三相——魔法、故事、教育意义往往会合而为一,大放异彩。

尽管纳博科夫在柏林居住了十五年之久,按照他本人对语言的高标准,他从来没有学习德文。"我说德文和阅读德文的能力都很差,"他对里加的来访者这样说。三十年后,在为巴伐利亚广播公司拍摄电影访问记时,他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而写下的一切,包括这系列的笔记,意义,只能是在以后的突然间出现,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纳博科夫说,可敬的优秀读者不是把自己认同为书里的男孩女孩,他所认同的是构想创作出这本书的那个大脑。

"初到柏林时,我被一种莫名的恐慌所困扰,唯恐学会了流畅地讲德文,就会以某种方式给我的珍贵的俄文根基带来缺陷。事实上,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俄国流亡者的圈子里,接触的是俄国友人,阅读的全部是俄文报纸、杂志和书籍。我对当地语言的唯一侵扰是那些客套话,即和我的房东或女房主、以及买东西时必须说的那套常规语言:我想要一点火腿肉[此句原文为德文。]等等。当时我没有学好德语,现在颇感遗憾,这种遗憾出自文化角度。"然而,他在少年时代已经接触了德文的昆虫学著作,他的第一项文学成就是为一位俄国的音乐会歌唱家将海涅的几首诗译成克里米亚语。在他的后半生里,在懂德文的妻子的帮助下,他核对他本人作品的徳文版本,并在他关于《变形记》的讲稿中大胆地改进薇拉和埃德温.米尔的英文译本。在他的那本颇具卡夫卡风格的小说《斩首的邀请》的译本前言中,他宣称在一九三五年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他没有读过卡夫卡的作品,对此是没有理由表示怀疑的。一九六九年,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者说:"我不懂德文,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当卡夫卡的《变形记》在《新法兰西评论》上登出之前,我无法阅读他的作品。"两年后,他对巴伐利亚广播电台说:"我象读荷马和贺拉斯的作品一样读歌德和卡夫卡。"

几个写作手法。

纳博科夫说,不要去俄罗斯小说中寻找俄罗斯的灵魂:要去那里寻找天才的个体。把目光投向著作本身,而不是其结构背景,也不是盯着结构背景的人们的脸。

在这部讲稿中,纳博科夫讲到的第一个作家是他最后选中的题目。通过《纳博科夫一威尔逊通信集》《哈波及罗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可以较准确地了解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七日,纳博科夫在康奈尔给艾德蒙.威尔逊写信,当时他刚刚在康奈尔大学开始学术生涯:"明年我要开一门'欧洲小说'课(十九及二十世纪)。你会建议教哪些英国(长篇或短篇)小说家?我起码得讲两位作家。"威尔逊马上回信说:"关于英国小说家:依我之见,两位无可比拟的最伟大的(乔伊斯是爱尔兰人,故不在此例)小说家是狄更斯和简.奥斯丁。如果你没有重读过他们的作品,设法重读一次。读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荒凉山庄》和《小杜丽》。简.奥斯丁的作品值得全部重渎一遍——即使她的小作品也是出色的。"五月五日,纳博科夫回信道:“谢谢你对我的小说课提出的建议。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我准备用斯蒂文森代替简.奥。"威尔逊反对道:"你对简.奥斯丁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看你应该读《曼斯菲尔德庄园》,认为她是六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其他五位是莎士比亚、密尔顿、斯威夫特、济慈和狄更斯)。斯蒂文森是二流作家。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尽管他确实写过一些相当优秀的短篇小说。"而纳博科夫则一反其个性,缴械投降了。他在五月十五日写信道:"我已经读了一半《荒凉山庄》——速度很慢,因为我必须为课堂讨论作许多笔记。了不起的作品。我已经搞到一本《曼斯菲尔德庄园》我想我也会在我的课上用它。感谢这些极其有益的建议。"六个月后,他带着几分欣喜给威尔逊写信:

『马头棋步』

纳博科夫说,《堂吉诃德》是一个童话故事,要想在这里找到现实的事实体现——平平常常的感情、众所周知的芸芸众生、普普通通的人间世事,那将是徒劳的。因为一部虚构作品的细节越是生动、越是新鲜,它离所谓的“现实生活”就越远。

我想就你曾建议我和学生讨论的两本书作一个期中汇报。关于《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要学生阅读书中人物提到的作品《最末一个行呤诗人之歌》[《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1805),英国小说家、诗人沃.司各特(1771-1832)的长篇叙事诗。]①的前两个诗章,库珀的《任务》[《任务》(1785),威.库珀(1731-1800)应友人奥斯丁的建议,以他房中的沙发为题所写的六篇无韵诗的总题目。],《亨利六世》的几个段落,克雷布[乔.克雷布(1754-1832)英国诗人,小说家。]的故事《分离时刻》,约翰生的《好闲者》[《好闲者》为约翰生博士于一七五八四月十五日至一七六0年四月五日为《宇宙纪事》所写的的系列文章。]数篇,布朗[威.布朗(1591-1645),英国诗人。]关于《一斗烟》(对蒲柏的模仿)的通信的几个片段,斯特恩的《感伤旅行》(整个"大门——无锁"的段落出自这里,以及燕八哥等),当然还有英奇博尔德夫人的那个无与伦比的译本《情人的誓约》[伊.英奇博尔德(1753-182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演员。她翻译的德国感伤剧作《情人的誓约》因《曼斯菲尔德庄园》提及而著名。](一声尖叫)……我想我所得到的乐趣比我的全班学生所得的还多。

简·奥斯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用于描写女主角范妮对事情的反应,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称这种手法为『马头棋步』——『这是借自国际象棋的术语,用来描述范妮在事情上忽而向一边或另一边的突然偏转。』

纳博科夫说,就书而言,从中寻求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以及诸如此类的真实是毫无意义的。一本书中,或人或物或环境的真实完全取决于该书自成一体的那个天地……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

在初到柏林的几年里,纳博科夫靠教授五门互不相干的课程维持生活:英文,法文,拳击,网球和诗体学。在流亡生活的后几年里,他在柏林和布拉格、巴黎、布鲁塞尔等流亡者集居的中心举行公开朗读会,所赚的钱比他的作品在俄国销售所赚的还多。因此,正是由于他缺乏高级学历,当他一九四0年来美国时,他对以讲师职位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并非毫无准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洛丽塔》[《洛丽塔》(1955),纳博科夫的名著之一。]出版。一九四一年,他在威尔斯利大学首次发表了内容多样的系列文学讲座,其中包括《关于读者的几个确凿事实》,《流放的世纪》,《俄国文学的奇异命运》以及此书附录收入的《文学艺术及常识》。一九四八年以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剑桥(在克雷吉广场八号,这是蒙特勒城[蒙特勒城是瑞士一城市,纳博科夫在蒙特勒豪华旅馆居住。]的豪华旅馆在一九六一年允许他永久居住之前使用最久的地址),他的时间则分别用在两项学术职务上:威尔斯利大学的永久讲师,以及哈怫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学研究员。在这些年当中,他工作极为努力,曾经两次住院治疗。除了把俄文语法的成分一点一滴地灌输到年轻姑娘的头脑里和思考蝴蝶的生殖器[原文为拉丁文。]的细微构造之外,他也在将他自己塑造成一名美国作家。他出版了两部小说(有一部是在巴黎用英文创作的),一本关于果戈理的古怪而机智的书[系指《果戈理传》(1944)],以及在《大西洋月刊》和《纽约人》上刊登的短篇小说、回忆录和诗歌,这些作品充满独创性和热忱,引人注目。对他的英文作品表示赞赏的人数不断增加,莫里斯.毕晓普是其中之一。这位轻松诗歌的鉴赏家是康奈尔大学拉丁语系语言系的系主任。他发动了一场将纳博科夫从威尔斯利大学招聘过来的成功运动。纳博科夫在威尔斯利的讲师职位既不安稳、报酬也不高。根据毕晓普的回忆《纳博科夫在康奈尔》(三合一季刊》,一九七〇年冬季号,第十七期;纳博科夫七十寿辰专辑),纳博科夫被授予斯拉夫语副教授职务,先讲授“俄国文学的中级阅读课以及高级专题课,通常是普希金,或者是俄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由于他的俄文班人数必然很少,甚至少到不起眼的程度,他便又被指定讲授一门英文课:欧洲的小说大师。"按照纳博科夫的话,第三一一、三一二号文学课素来以浑号"脏文"著称,这"是一个遗留下来的笑话:这个浑号被用来描述我的前任的讲课。这个忧伤、耐心、贪杯的家伙对作者的性生活比对他们的作品更感兴趣。"

举例。

他甚至说,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作品的精华,伟大的思想那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罗斯.韦茨斯蒂昂是一位曾经听过这门课的学生,他为《三合一季刊》的专辑写了一篇回忆老师纳博科夫的深情文章:"纳博科夫总是将r发成卷舌音,他说:'拥抱全部细节吧,那些不平凡的细节!'"他的嗓音就象猫舌头的那种带倒刺的舔吻。这位老师坚持说每个译本都有改动,总要在黑板上画一个古怪的图,然后装出一副恳求的样子,要学生们"精确地临摹我画的这个图"。他的口音使全班半数的学生把他说的"简练的"记成"剧前的"[这两个英文词发音相近。]。韦茨斯蒂昂得出这样的结论:"纳博科夫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这不仅因为他把这门课教得很好,而且还因为他善于举例说明问题,并能激发起学生对这门课的极大兴趣和喜爱。"另一位听过第三一一、三一二号文学课的学生回忆了纳博科夫在开学时总要说的活:"座位都已经排了号。我希望各位选好座位,不再更换。这是因为我想把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相貌联系起来。大家对各自的座位都满意了吗?很好。不说话,不吸烟,不编织,不读报,也不要睡觉,看在上帝的份上,请记笔记。"考试之前,他会说:"一副清醒的头脑,一份试卷,加上墨水和思考,简写熟悉的姓名,例如包法利夫人。不要用修辞掩饰无知。除非有医生的证明,否则任何人也不得上厕所。"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热心教学、富有感染力的老师。我本人的妻子曾经是纳博科夫最后教的、即一九五八年春秋两个学期的那班学生中的一个,这之后,《洛丽塔》使他突然富裕起来,他就此告假,一去不复返:她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有一次她发着高烧去听课,课后马上就被送进了学校医院。"我觉得他能教会我如何读书。我相信他能给我足以让我终生受益的东西,而事实确是如此。"直至今日,她仍然不能认真阅读托马斯.曼的作品,而且丝毫也没有放弃她从第三一一、三一二号文学课上学到的主要教义:"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托马斯爵士要离开家,此时范妮的解脱感和欣慰感不亚于表姐们,可是她心肠软,觉得自己有这种心情是忘恩负义,而且她真的为自己没能伤心而大感伤心起来。』

这些摘录分别来自于纳博科夫的三部讲稿——我把他的讲稿看作是统一的体系。它当然是写作者的经验之谈,而我摘抄更因为它有“现实针对”,针对我们文学理解中其实偏谬的习见。小说应是对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的一种警告,而批评更应当对我们习焉不察和人云亦云的错误进行提示和警告。

即使是纳博科夫为数极少的得意门生,也会成为他的恶作剧的牺牲品。当我们的拉格尔斯小姐还是二十岁的温柔姑娘时,一次下课后,她走回教室,在一堆散扔在那里的标着"预考"的试卷中寻找她的答卷。她没有找到,最后不得不走到老师面前。纳博科夫高高地站在讲台上,过分专注地收拾着讲课稿,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她说了句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说她的答卷好象不见了。他弯下腰,扬起眉毛:"你叫什么名宇?"她告诉了他,然后他就象变戏法一样,突然从背后拿出她的答卷。答卷上批着九十七分。他告诉她:"我想看看天才长什么样。"随后他冷静地上下打量她一番,她满脸通红。这就是他们谈话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她并不记得这门课被叫作“脏文”。在校园里,这门课被简单地称为纳博科夫。

『范妮很想去萨瑟顿,渴望在林荫路没被改造前再看上一眼,不过既然那地方太远,她去不了,她说道:“哦,没关系,将来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那地方,,埃德蒙会告诉我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我们忽视这一点。我们习惯将作家们天才的设计看做是水到渠成,我们以为那种自然和自如是生活生出来的,这在一些平庸的作家那里也很流行,但纳博科夫认为仅仅依靠所谓天分是远远不够的,作家需要掌握魔法师那种从无中生有、把一切平常平庸化为神奇和建造独特的小说天地的能力。“可敬的优秀读者……所认同的是构想创作出这本书的那个大脑”——这句话让我心有戚戚,恍然大悟:某些小说的故事有强烈的带入感,让我们能够沉浸其中,并和主人公共同面对,但总觉得它是不够的,欠着些什么。《红楼梦》的伟大不在于我们认同宝哥哥或林妹妹,这份认同只是基础性的、情感性的,它的伟大在于我们不得不认同构想创作出这本书的大脑,它所给予的光和智慧。如果仅仅是某些主人公“让我们认同”,那穿越的宫斗剧、升职记岂不是最好的小说了?不,当然不是,我们更应注意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整合,更应认同构想出精妙、严谨而富有色彩的故事的那个大脑。“不要去俄罗斯小说中寻找俄罗斯的灵魂:要去那里寻找天才的个体”——这句“片面深刻”的话于我有振聋发聩之感,实在应当早一点听到,应当被更多的耳朵听到。俄罗斯小说中当然有俄罗斯灵魂的存在,但纳博科夫以不得不的矫枉过正告知我们:即使一个国度、民族具有“伟大灵魂”,如果它不被天才的作家写出来也是无效的;我们阅读小说希望获得智力和心理的双重愉悦,而不是专注于寻找伟大灵魂,任何写作都不应依靠某种强有力的“背景”而获得特殊的加分。“福楼拜创造的世界,像其他所有的大作家创造的世界一样,是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例外。”(《文学讲稿:居斯塔夫·福楼拜》)他强调自己的想象的世界。然而在许多时候,我们已经习惯在文学中寻找和翻捡时代的、民族的、生活的、习惯的、日常的,或者被社会学证实与证伪的,几乎全然忽略“稀薄文学性”的真正价值,无视作家们天才创造的神奇。在这点上,我更看重纳博科夫的珍贵提醒。

在他退休七年之后,纳博科夫带着复杂的感情回忆他的教学生涯:

『正当她处于真诚、纯洁的考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参加演戏,她倒真有点怀疑自己的重重顾虑的真诚与纯洁。她非常高兴接受到格兰特家吃饭的邀请,“可是为什么要高兴呢?难道我肯定不会在那里看到或听到什么使自己痛苦的事情吗?”』

纳博科夫的每一卓见,包括片面深刻的卓见,都与他解析的作品紧密相联,有根有据,有说服力。偶尔,它会引发我们的不适,因为我们在习见和那种正确中待得太久了。事实上,我们缺乏这样为进入文学森林构建踏实路径的文学讲稿。好在纳博科夫以一种范例的方式完成了它们。

我的教学方法妨碍我与学生之间真正接触。他们最多不过是在考试时还给我一些我的思想……我曾试图通过在大学广播中播放我的讲课录音来重现我在讲台前的形象,但这只是徙劳。另一方面,我深为欣赏在我讲课的某一时刻,从课堂的此处或彼处热心的人群中,传来表示赞赏的轻轻笑声。我所得到的最好报偿是,那些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给我写信来的学生,他们在信中说,他们现在明白了,当时我给他们上课时,要他们设想一下翻译错了的爱玛.包法利的发型和萨姆沙[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家中房间的布局等是什么用意……

这样,范妮这个人物活了,她有自己的性格。

领略经典之美 艺术之美

从蒙特勒豪华旅馆遗留下来的五厘米长、三厘米宽的卡片上可以见出,他不止一次地在接受采访时允诺,出版一本以在康奈尔大学讲课的讲稿为基础的书,但是(由于他正在写作其它著作,如带插图的论文《艺术蝴蝶》),小说《劳拉的原型》,直到一九七七年夏天,当这位伟人逝世的时候,这项计划仍然悬而未竟。

『特殊笑颜』

纳博科夫通过三部讲稿,铺设了一条真正有效并富有魅力的文学之路,他致力于“唤醒”读者的初心与感觉,呼吁读者注意被忽略的美妙风景,注意不平凡的细节,并与阅读者一道充分咀嚼贮含在文字、细节、情节、结构中的种种“滋味”和它们所带来的享受。贝内德托·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谈到,“有一句常谈:批评家要有几分艺术家的天才,而艺术家也应有鉴赏力,这句话可约略见出天才与鉴赏力的统一……在观照和判断的那一刻,我们和他就是合二而一。我们的渺小的心灵能应和伟大的心灵的回声,在心灵的普照之中,能随着伟大的心灵逐渐伸展,这个可能性就全靠天才与鉴赏力的统一”。

现在,这些讲稿已经精彩地收集在此了。它们依然带着课堂的气息,这种气息一经作者本人修改便可能被刪去。无论以前听说过或是读到过多少关于这些讲稿的情况,谁也无法预言它们所显示的那种引人注目、统帅一切的教学热情。那些年轻人,那些女性听众,集合在一起,聆听教员那急切而热烈的讲话。"与这班学生的合作是一件令人尤为愉快的交往,这是我的声音之源与耳朵组成的花园之间的交往。这些耳朵有的倾听着,有的紧关着,大多数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少数几个不过是装饰,但是所有的都颇具人性,神圣不凡。"我们常常会听到大段的朗读,就象小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听他的父亲、母亲和法国小姐给他朗读一样。在阅读这些引文的时候,我们必须想象朗读者的音调,那富有感染力的低沉的话语所带来的愉快,以及这位后来虽已秃顶、身材魁悟,但过去却曾是一位运动员的教师的戏剧才能,他继承了俄国人华丽的口语表达的传统。在书中的其它地方,文字的抑扬、闪光的机智,嘲弄,以及令人兴奋的细致分析俯拾皆是,这是一种清澈流畅的口语散文,毫不费力便巳经才气四溢,并常常充满了隐喻和双关语:在遥远而线条分明的五十年代,对于康奈尔那些幸运的大学生们来说,这种对不可抗拒的艺术感受力的表现是多么地令人眼花瞭乱。作为文学批评家,纳博科夫在英语世界中的声望是建立在他对普希金的作品颇费功力的不朽译介、以及傲慢地对弗洛依德、福克纳和曼的不予考虑之上,这一声望如前所述,也受益于这些丰富而耐心的正确评价所提供的证据。这些评价涉及广泛,从他对简.奥斯丁"带笑靥的"风格的描写、他同狄更斯的嗜好的衷心的认同,到他对福楼拜的对照法所进行的虔诚的细致解释、以及他以可爱而又可教的态度把乔伊斯那繁忙但分秒不差的时间上的同步展示出来:就象一个男孩子第一次拆开手表时所表现的那样。纳博科夫很早以前就不断地从精密科学中获取快乐,他在灯光照耀下消磨在显微镜检査上的极乐时刻延续到他对《包法利夫人》中关于马的主题以及对布卢姆和代达勒斯两人相联的梦境的精妙描绘。昆虫的鳞翅目使他超于常识世界之上,在这个领域里,蝴蝶后翼上的"一个大的眼状斑点模仿着一滴液体,这一模仿尽善尽美,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于一条横穿翅膀的线条在其通过的精确部位也微微有些移位",在这个领域里,"当一只蝴蝶不得不扮成一片叶子时,不仅一片叶于的所有细目都得到了美妙的表现,就连被蛴螬咬破了边儿的洞的斑纹也被模仿得淋漓尽致。"然后,他向他所从事的艺术以及其他人所从事的艺术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要具有善于模仿的魔力或蒙骗人的双重性,在超自然、超现实这两个价值下降的词的根本意义上来说,这一要求是超自然、超现实的。当缺乏这种无偿的、以及非凡的、非功利的闪光品质时,他就变得既苛刻又急躁,并用暗示缺乏特征以及缺乏生气所独有的单调言语来说:"对于我来说,许多得到公认的作家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姓名被雕刻在空洞的墓碑上,他们的作品都是虚设之物……"然而,只要他确实发现了这种闪光的东西,心灵受到了震颤,他的热情就会远远超出学术范围,使他成为一位富有灵感、鼓舞人心的老师。

简·奥斯丁还有一个要素很显著,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称这种手法为『特殊笑颜』,是一种简单陈述里加入微妙讽刺达到特殊效果。

天才与鉴赏力的统一,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身上表现得极为充分、妥帖,在他的文学讲稿中也表现得极为充分、妥帖。

这些讲稿情趣横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丝毫不隐讳它们的成见和观点,因此不需要进一歩的介绍。五十年代强调个人的位置,藐视公众事物,只感受脱离一切的单纯的艺术效果,信仰新批评理论,即全部基本信息都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因此,较之以后的六、七十年代,五十年代对于纳博科夫的思想来说,是一个更为情趣相投的活动场所。但是,无论何时,就其将现实与想象的艺术相割裂的程度而言,纳博科夫的方法似乎都是激进的。"实际情况是,伟大的小说都了不起的神话故事——这个系列讲座中的小说则是最了不起的神话故事。在一个孩子边跑边喊狼来了、狼来了,而他后面根本没有狼的那一天,就诞生了文学。"但是,叫喊狼来了的孩子惹恼了他的部落,人们听凭他死去,另一位鼓吹想象的祭司是华莱士.斯蒂文斯[华.斯蒂文斯(1879-1930),美国诗人。],他却能够这样宣称:"如果我们想准确、系统地阐述诗歌理论,我们就会发现有必要考察一下现实的构造,因为现实是诗歌的主要出处。"然而,对于纳博科夫来说,现实只是骗术的一种形式和外衣:"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大骗子,而头号骗子大自然也是一样。大自然总是欺骗。"认识生活所带来的平凡乐趣,实实在在的事物所具有的率直的长处,在他的美学中儿乎都不被注意。对于纳博科夫,世界这个艺术的原材料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产物,他似乎在暗示,一部杰作仅仅以艺术家那帝王般威严的意志行为,便可以幻想般、魔术般地在薄薄的空气中编织出来。然而,《包法利夫人》和《尤利西斯》一类的作品洋溢着反抗的热情,这种热情和操纵一切的意志与大量的、平庸的实际问题同时并存着。我们对自身肉体和命运的了解、僧恶以及赋予它的无用的爱,与都柏林和鲁昂那些变了形的场景连接在一起;然而,在其它作品中,例如《萨朗宝》[福楼拜的历史小说,作于一八六二年。]和《芬尼根守灵夜》[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作于一九三九年。],乔伊斯和福楼拜屈从了好梦想的、花花公子的本性,完全沉浸在他们的业^癖好中。在他热情地阅读《变形记》时,纳博科夫反对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家庭,把这个家庭称为"包围天才的平庸之辈",他不承认,正是在卡夫卡的辛辣的中心,格里高尔是多么需要、多么喜爱这些也许愚钝、但也生动鲜明的世间凡人。在卡夫卡内容丰富的悲喜剧中无所不在的矛盾心理,在纳博科夫的信条中却毫无地位,尽管在艺术实践中,《洛丽塔》这类的作品充满了这种矛盾心理,而且都是通过观察而得到的细节,并多得令人咋舌——用他本人的习惯用语来说,是"经过选择、分类、并且渗透全书的感知资料"。

举例。

“要使生命这架理性的飞机突然倾斜,当然有很多种方式,而且每位伟大的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方式。对果戈理来说,是两种动作的结合:突然加速,以及滑行。想象一个活动门在你脚下突然打开,一阵狂风把你抛向半空,又任你跌下一个洞穴。荒诞正是果戈理最爱的缪斯——但是我说‘荒诞’,并不是指离奇古怪或者具有喜剧性……他的‘荒诞’已经接近悲剧。”纳博科夫在谈论果戈理《外套》时说。这段交由比喻来完成的阐述实在太妙,它强调了意会,或者说强调了精确的意会,当拿出果戈理的作品完成“对照”时,它的精确感就立刻显现出来。

在康奈尔度过的岁月是纳博科夫的多产时期。到达康奈尔之后,他完成了《讲吧,回忆》。就在伊萨卡[伊萨卡,美国纽约州一地名。]的后院里,他的妻子阻止他烧毁《洛丽塔》中那些艰难的开头部分,此书在一九五三年才完成。《普宁》中那些偷快的故事全部是在康奈尔写成的,为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中进行的,而康奈尔大学本身则在《微暗的火》中的大学环境里面得到了充满感情的表现。人们也许会想象,他从东部海岸向内地迁移两百英里之后,夏天常常去遥远的西部游览,这使他对收养他的"可爱的、信任他的、梦幻般的巨大国度"(引用亨伯特之语)更加依恋。纳博科夫初到伊萨卡时己经快五十岁了,他有充分的理由在艺术创作方而才力枯竭。他曾经两次被流放,一次是被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俄国赶出来,一次是被希特勒从欧洲赶出来。然而他却用相当于正在死亡的语言,为正在无情地消失的流亡读者们创作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品。在他定居美国后的第二个十年里,他竟然给美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冒险精神和炫耀精神,帮助恢复了它天生的幻想气质,也给他自己带来了财富和国际声誉。猜想一下五十年代初期,他为了准备讲课而必须重读一遍这些作品的情景,每年讲课时所重复的劝告和重温的陶醉,以及它们给纳博科失的创造力所带来的飞光流彩般的优美,将是令人愉快的。还有,去到他在这些年里创作的作品中查一査奥斯丁的优美,狄更斯的生动活泼,以及斯蒂文森的"令人沉醉的可爱味道",都是如何使纳博科夫本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风格更增添了一番风韵的,也将给人带来偷快。他有一次承认说,他特别喜爱的美国作家是梅尔维尔和霍桑,很遗憾他从来没有在课上讲过他们。但是,我们应该感到喜悦,因为那些已经印刷成书、有了永久形式的讲稿就收集在此,而且另一卷[指文学讲稿的第二卷,其中收入了关于俄作家的文学讲稿。]也即将问世了。这些眺望七部名作的彩色窗口,就象"彩窗上五颜六色的图案"―样具有美化作用:正是通过这种窗口,孩提时代的纳博科夫在夏季住宅的走廊上,一面聆听着朗朗的读书声,一面凝视窗外的花园。

『一天到晚穿戴得整齐齐,坐在沙发上,做着做不完的针线活,既不好看,也没什么用处,心里想的常常是她的巴儿狗。……而不是她的儿女们……』

在谈论小说和小说细节、结构时,纳博科夫,始终贴近文本,没有半点儿对知识的显摆——然而他广博的知识、丰厚的阅读还是不由自主地渗透出来。我极为喜欢阅读纳博科夫对小说家们的“定义”和“相互比对”,往往只言片语、深入浅出,但准确到位和启发性却是多数批评家做不到的。譬如,论及普鲁斯特的写作,纳博科夫有意拉来另一位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与他比较:“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两个人在表现人物的手法上有着一种本质的区别。乔伊斯是先选好一个只有上帝和乔伊斯自己才了解的完整的、绝对的人物,然后把这个艺术形象打碎,他将打碎的碎片扬散到他的小说中的时空里去。一个有心的读者在重读他的小说时,会将这些谜一般的碎片收集在一起,并把它们拼合好,而普鲁斯特则不然。他满足于使人物和人物性格在读者眼中永远是非绝对型的,永远是相对的。他并不把人物劈开打碎,而是通过它在其他人物眼中的形象来表现它。他希望的是,在经过一连串棱镜映像以及细节表现后,将它们合成一个艺术的真实体。”在这里,纳博科夫充分展示了他对作家作品和风格结构的熟稔,而且善于从整体中抓出,直达其本质和要点。

                                                                                                                              【美】约翰.厄普代克作      申慧辉译

这会增强立体感,自然。

充分体味和咀嚼文学的“细节”

『多声部配合法』

“拥抱全部的细节吧,那些不平凡的细节!”纳博科夫几乎是吁求,他说,“在我的课堂上,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思想。”

福楼拜有一种特殊手法叫『多声部配合法』,也叫平行插入法。

纳博科夫的讲稿在我看来是个异数。他集中了那么多的细节,又是那么乐于谈论细节,他愿意俯下身子,极有耐心地擦拭可能落了些灰尘的小说细节,让它慢慢地展示出光芒。因此,他的讲稿并不像别的学者和批评家那样“学理化”,却比一般作家做得认真扎实。许多作家都会赞叹他者的细节和设计,但没有任何一位,会像纳博科夫这样沉迷而醉心,他几乎是吁求,让阅读者跟着他一点点将细节的帷幕掀开,从那一刻起,纳博科夫的语调里充满着欣喜和赞赏:“让我们停留片刻,以便向这位孤独的过客表示敬意,他下巴是青色的,没刮胡子,鼻子红通通的,与乞乞科夫酣睡时那个精力充沛不断试鞋的中尉相比,这一位的境遇不免让人心酸(与乞乞科夫的苦恼相呼应)。果戈理继续这样写道:‘……在镇子的另一端正发生着一件事,势必会让我们的主人的境遇雪上加霜,即……’”(《俄罗斯文学讲稿:尼古拉·果戈理》)“爱玛与罗道耳弗秘密幽会:‘星光闪闪,映照素馨的枯枝,他们听见背后河水潺潺,堤上枯苇不时拉瑟嘶鸣。黑地影影绰绰,东鼓一堆,西鼓一堆,有时候不约而同,摇曳披拂,忽而竖直,忽而倾斜,仿佛巨大的黑浪,翻滚向前,要淹没他们。夜晚寒冷,他们越发搂紧,叹起气来,也像更深沉了,眼睛隐约可辨,彼此觉得似乎更大了。万籁无声,有些话低低说出,落在心头,水晶似的那样响亮,上下回旋,震颤不止。’”(《文学讲稿:居斯塔夫·福楼拜》)“这是一个写得非常好的场景——是迎合想象、传达的比实际包含的要多的那些场景之一:梦幻,渴望,瘦削,丢弃在地板上的他那破烂的绿色长袜,现在已经关上的木栅窗,闷热的西班牙的夜晚,而这闷热的夜晚从此以后在300年的历史长河里,将成为一切语言富有传奇色彩的散文和韵文的源泉,还有50岁的堂吉诃德,他用一个妄想去战胜另一个妄想——忧郁,苦恼,被小姑娘阿尔蒂西朵拉的低吟的乐声所吸引,并为它所激励。”(《〈堂吉诃德〉讲稿》)

举例《包法利夫人》中的片段。作者通过青年男子『赖昂·都普意』眼里看到的爱玛来介绍给读者——『壁炉的红色火光照着爱玛,似乎照透了她的身子。』,此时爱玛非常纯洁,而另一个青年男子『罗道尔弗·布朗』眼中爱玛要肉感得多。

没错,正如弗莱德森·鲍尔斯所说的那样,“在纳博科夫的教学方法中,引文作为他用来传达文学技巧的辅助手段,占去了相当大的篇幅。”“因为这些引文在唤起读者对一部作品的记忆十分有益,还可以帮助新的读者在纳博科夫的指导下了解一部作品……”不止于此,纳博科夫引用细节的本意是让我们充分地理解、体味作品的精心、美妙和暗含的深刻诉求,他用这样的方式唤醒读者的艺术味蕾,跟随他一起分享所能感受的魅力。

这种层叠感,不仅是体现在此,还有服装、景物描写,都会给读者展现层层叠叠的质感,裙子是一层一层,风景也是一层一层,整个文章的风格结合『多声部配合法』,就特别有风格。再举例。

这也是一种文学的认知方法,甚至是最合理而正确的方法。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耐心和敏感来体味这些,则注定会与伟大作品的魅力之处擦肩而过。纳博科夫强调,聪明的读者在欣赏天才之作时,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用脑筋——而是要用两块肩胛骨之间脊椎的颤动来阅读。

『罗道尔弗·布朗』和爱玛在一个政府性演说下约会,他们情意绵绵的对话和陈腐的官腔交叉呈现在读者眼前,这里没有善恶,有的是一种丑恶和另一种丑恶纠结在一起,在色彩上添加色彩。

“可爱的偏见”

『多声部配合法』还有一种用法,就是通过A的视角观察到B,同时C也观察到B,这时的镜头会切换到C的角度,接着用C的视角开展下面的事情,然后再依照此方式转换成DEF……《包法利夫人》有这样用法,《追忆似水流年》也有,可以留意。

在三部讲稿中,纳博科夫分别谈论奥斯丁、狄更斯、福楼拜、斯蒂文森、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谈论着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和高尔基,谈论着(并且是用一本书来谈论)塞万提斯……作为一个天才,他对经典作品做出了天才的解释,他的解释中的确包含着个人的可爱的偏见。

『主题、标志、』

纳博科夫不肯人云亦云,不肯因循和讨好已有的定评,也不肯对习惯的认知妥协,他更愿意对自我的“偏见”有所坚持,固执而自负。在这里,他所确立的是“我的主体性”而非公众的主体性。

还有一点,有关前后伏笔,需要有一种东西来贯穿。比如,《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和情人『罗道尔弗·布朗』树林幽会时候,带着蓝面纱,一切都是隔着透明的浅蓝颜色,这个颜色也是后来装毒药的罐子的颜色,出殡时候田野也是笼罩着蓝色雾霭。还有一个细节,爱玛在树林幽会时候听到了回声,像是远方的音乐,其实是乞丐的歌声被爱玛的幻觉美化了,这个歌声,在五年后爱玛临死前,也出现了。就是这样的小细节,可以支撑一部作品,可以令其成为经典。『马』在《包法利夫人》里也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前后多次出现,这些帮助一个作品在风格和结构的整合上达到完美。

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用赞赏的语调谈论了果戈理前期完成的剧本《钦差大臣》和小说《死魂灵》,它们是“他自己想象力的产物,是他内心的噩梦,里面装满了属于他的无与伦比的小妖怪们”,然而也对果戈理的后继乏力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已失去了虚构事实的才能,他转而相信事实有可能自己存在”。“让果戈理变得如此乖戾的原因是,他所设计的收集素材的妙方不管用了,而他本人已经没有能力创造素材了。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越来越忧心如焚,这已经成为某种疾病,他既不愿意面对,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进而,借由果戈理的创作,纳博科夫将偏见再向前推了一步:“当一个作家开始对‘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家的责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时,他便已迷失了。”

文学讲稿读后感10篇。卡夫卡《变形记》对『三』故意强调多次,三个房间、三个房客、三个佣人、三封信……,这些标志的象征意义并没有超越作品本身要表达的美,还有『门』也是一个主题,这都是理解故事需要明白的关键,需要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一部作品就是在此。

不,不是这样,我试图努力说服纳博科夫,但同时我也在思忖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难道它全然没有道理吗?我怎样看待它的合理性?

其 他

如果说纳博科夫对果戈理的“偏见”还属于局部的话,那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偏见”则是从头至尾,“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可谓相当平庸——他的作品虽不时闪现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陈词滥调的荒原。”“我一心想拆穿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几乎是精神疾病的集合,他们分别患有癫痫病、老年痴呆症、歇斯底里症和精神变态,是故“如果一位作家创作的人物几乎都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疯子,我们是否能真正讨论‘现实主义’或‘人类体验’的各个方面就值得怀疑了。”接下来他分别分析了《罪与罚》《鼠洞回忆录》《地下室手记》《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令人忍俊不禁,看看他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词吧:故弄玄虚,愚蠢至极,拙劣,缺乏艺术性,混乱,“艺术滞后于他的意图”,依赖定义,木偶,缺乏真正的幽默感,二流的法国式,冗长、散漫、极度失衡,“符合围绕血腥行为构建的消遣小说的手法”,冰冷的理性说教……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崇拜者,我会暗暗与纳博科夫争执,但必须承认,“相对于上帝来说莎士比亚有一千条错误”,纳博科夫的苛刻和夸张的贬损中包含着对艺术的洞察,不无道理。

说到《包法利夫人》,我特别喜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因为一直一直在道德透镜下看她,觉得她那么附庸风雅,觉得她为什么那么肤浅虚荣,一整本书的世界我们都在厌恶她,可是她死了,她死的时候,我们都哭了,这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对《堂吉诃德》,纳博科夫的定义是“一部残酷而粗糙的老书”,他说,“《堂吉诃德》属于很早、很原始的小说类型”,“属于结构松散、杂乱无章、光怪陆离的流浪汉和无赖冒险故事一类”,“倘若我们真上当受骗,竟然认认真真地去探究关于《堂吉诃德》这部书即便有也完完全全是矫揉造作的,而且实际上是愚昧而不真实的寓意,那就是既浪费了我的精力,也浪费了你们的时间”,“塞万提斯对于自然的热爱具有所谓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的典型特点——落入俗套的小溪流、永远不变的葱绿的草地,以及令人心旷神怡的树木构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世界……”而且,纳博科夫还认为这部书里有着“令人讨厌的残酷”,反对把它看作是“仁慈和幽默的”……同样,这其中也包含着艺术的洞察——他用整整一部书的容量,抽丝剥茧,从第一部的第一行字开始,深入而细致地分析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的形象设置、小说的十种结构手法、其中穿插的故事、残酷性和蒙骗的主题,杜尔西内娅和死亡……在对《堂吉诃德》的解读中,纳博科夫“示范”了文学是如何被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的,而被碾碎的部分又是如何重新拼合到一起的。

其中有一段描写,我特别爱,就像一个缓缓移动的摄像机,一个长长的镜头——

我并不完全认同纳博科夫的判断,我更愿意认同米兰·昆德拉在《遭受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所提出的“塞万提斯的可能”——它确立人的有限和相对性,把世界看作是多重模糊的、矛盾百出的多重真理的混合体,用小说的、幽默的和反讽的方式抵抗“存在的被遗忘”,等等,这是《堂吉诃德》了不得的功绩。我更愿意认同或者说更认同巴尔加斯·略萨的判断,他说:“塞万提斯创造的这两个人物(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是不朽的。4个世纪过去了,他们骑马、骑驴,继续鲜活、顽强地行走在拉曼哈、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西班牙、美洲,乃至全世界。他们就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烈日炎炎还是夜阑人静、星星闪烁或林莽晨光熹微,都能听到他们对一切所见所闻发表的见解。尽管有那么多事物让他们感到费解和不满,他们却矢志不渝,甚至愈来愈执著于梦幻与失眠、真实与理想、虚构与生活以及生与死、灵与肉的日益难分难解的诉求。”但纳博科夫的理解同样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阅读他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时,我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对于莎士比亚的尖锐批评。纳博科夫用事实、例证和深入的解读支撑着他的论证,而这些“事实”往往存在于文本中,只是我们的注意力不在于此,对它有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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