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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德国汉学家顾彬:文学史应该是以著作为主

浏览次数:156 时间:2020-02-07

《德意志文学简史》是一本由H. 史腊斐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为什么歌德席勒以前的德国文学不值一提?为何1750年以前,德国文学还没有达到欧洲文学普遍的水平,而在接下来不到五十年时间里,却出乎意料的跻身于世界文学宝库?这一飞跃将德国文学史区分为比例不衡的两端:前半部分尽管漫长,这一期间产生的文学作品却必须通过文学史的记录才得以摆脱被遗忘的命运,也几乎仅仅在文学史家的记忆中存在;后半部分虽然短暂,却出现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至少应该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的必读书。在史腊斐看来,如果将民族文学理解为使用该民族语言发表的作品总和,那么德意志文学汗牛充栋,然而如果仅仅将之理解为活跃于人们文学记忆中的作品,那么必然是短小精悍的。实际上德意志文学的高峰只不到百年,它有两次高峰,一次在1770年到1830年,也就是歌德席勒的时代,另一次是所谓的德国现代主义的时代,从1900年到1950年,随后德意志文学似乎又开始了漫长的蛰伏或死亡。那么,是什么造就德意志文学的经典?是什么致使德意志文学的平庸?史腊斐的这本《德意志文学简史》以宏观的视野发现了德意志文学隐秘的结构。

这是顾彬写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

《德意志文学简史》读后感(一):写给中国读者的序言——海因茨-史腊斐

1.失败的开端

文学史;汉学家;德国;中国;著作

写给中国读者的序言

德意志文学发端于中世纪,但彼时作品未引起人们重视,更甚之它们对后世的德语文学几乎没有影响。德国虽是最早掌握印刷术的民族之一,然而他们的技术并未用在出版上,有的优秀作品常常只有孤本或从未付印,即便侥幸留存的作品也非实至名归。中世纪作品的处境十分窘迫:专家孜孜不倦地公开推荐,而在读者群却备受冷淡。德意志文学的失败开端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世纪的德意志文学并不那么德意志,而是受普罗旺斯和法国北部文学影响,执迷于形式高雅规则严格的文字游戏,热衷于格律、内容和思维固定模式的循环往复,完全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的交往仪式。这样的作品太过“形式主义”,文学不再是探索未知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的工具,更多的是被用来装点固有的知识,附丽于历史、地理和传记的装饰品。文学的地位并不高,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文学不过是修辞术的练习。其他的国家情况则不同,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不在于它们循规蹈矩,而在于突破常规。一个国家中要出现突破性作家,前提是语言已经足够自由,可以无视修辞术的规矩,收放自如,不必顾虑。另一方面,德语的发展缓慢,直到16、17世纪,大部分德语作家却仍在用拉丁语创作,甚至到18世纪仍旧守护着拉丁语传统。真正的德语创作不受重视,甚至被斥为乡野产物,相反,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品表达自然,没有书呆子气,显得更为优秀。教育的缺乏反倒成了文学创作上的优势。

“40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这是顾彬写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这位德国学者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的诗以来,从此对中国文学痴迷有加。

早在1959年,几位中国日耳曼学者便在冯至先生的带领下,集体编写了一部《德国文学简史》。我无意用这本小书与中国同行一较高下,也不打算对起源于10世纪,发展到今天的德国文学以时间为序,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述。抱有这种阅读期待的读者,必定会失望,因为在这本小书里,连格里美尓斯豪森、克莱斯特或黑贝尔这样重量级的作家都几乎没有被提到,而被提及的少数作家也未获得应有的篇幅。几乎可以说,这是一本没有作家名字的文学史,甚至也不强调文学史分期的命名。此书呈现的是德国文学史隐秘的深层结构,由此可以发现德国文学史之所以奇特和具有个性的原因,本书试图发掘文学作品的社会条件和精神力量的来源,它们最初阻碍、随后促进了德国文学的发展。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德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中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期,与同时期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文学相比,籍籍无名、无足轻重。当时之所以没有出现可与其它欧洲民族文学媲美的德语作品,要归为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德语命运多舛,在中世纪学者那里受到拉丁语的排挤,在近代早期则被法语取代;其次是因为在宗教分裂的德意志社会中,宗教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

2.第一次高峰千炮捕鱼官网,

当得知国学大师钱穆1955年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时讲授的《中国文学史》,60年间从未以任何形式公开面世,最近,其87岁弟子叶龙将60年前的笔记整理成书,独家授权本报以连载的形式首发的消息后,特别是钱穆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直道:“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顾彬对钱穆这种省思颇感兴趣,并欣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加入了“再提‘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

德语文学史上有过两次世界级高峰的出现,本书将它们放在特殊的历史前提下来考察:1 8世纪晚期,德意志文学第一次异军突起、成为欧洲文坛领袖,这次崛起与莱辛、赫尔德、歌德和席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德意志文学第二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是在20世纪初: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的读者依然在阅读那个时期的作家里尔克、卡夫卡、施尼茨勒、斯蒂芬·茨威格和托马斯·曼。

德意志文学失败的开端已经预示了其经典化的发展方向。

今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顾彬,系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现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等职。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颇丰。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同时,顾彬还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中国读者接触德国文学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他们最先阅读的是席勒与歌德的作品,从几十年前开始,20世纪作家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最近几年,《文学之路》年鉴和张玉书教授的著作《我与文学之路》向德国日耳曼学者介绍和展示了中国同行的工作,这让我对本书在中国的命运充满信心,它将会在中国遇到知音。

(1)宗教的式微与文学的美学自律。18世纪以前,宗教和文学界限分明,当时的教派都认为文学诱人堕落,而将宗教和世俗领域混杂在一起有伤风化,因此严格禁止并作出严格区分。于是,文学作品失去了宗教的严肃,而只要文学不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那就只能是应时应制的文字游戏,缺乏了生活领域的重大思考。但到了18世纪,两股思潮相向而行,打破了宗教和文学的均衡:一方面,虔敬运动试图用一种内在的基督教观念和解释打通所有世俗领域;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对于基督教的绝对权威提出了质疑。两种显然相互抵牾的思潮碰撞后得出的结果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们胸怀宗教热忱,去认识启蒙后的世界,这种免除了宗教义务的虔诚,带来了德国文学的兴盛。因此,教堂已然成为缪斯的神庙。如果不是出于宗教目的,对于基督教母题的文学改编必然以背离基督教传统为前提。细读基督教原始经典的语文学研究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的式微,这并未使得这些离经叛道者远离基督教原典,他们为文学而着迷,于是将《圣经》归入了文学经典之列。放弃宗教会使得文学消亡,高尚情操会消失,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上帝的缺位,世界才显示出无穷的美丽和无尽的深沉。另一个条件也促使了文学美学原则的自律,那就是长期以来不成熟的出版市场。德意志文学长久独立于尚未成熟的文学市场带来的一个好处是:许多独特的作品得以问世,它们的价值无需依靠广大读者的喜恶来作出轻率的判断。德国作家不需要依靠文学生活,而是为了文学而生活。

尤要一提的是,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有犀利的批评,因此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学界颇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引起极大的讨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顾彬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在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其中三卷(诗歌、戏曲、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都是由他亲自执笔的。

海因茨·史腊斐

(2)大学的影响。德语文学的创立者、主人公和读者都是大学生。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部分发生在大学中,教授、助教、学生都是文学角色,学者间的争论、书籍和实验室是文学的背景。这样不懈的求知氛围,塑成了德国的成长小说。德国很少有社会小说,因为社会小说的前提是小说主人公必须是社会中人,或者不断返回社会,社会是社会小说的描写对象。面对粗鄙不堪的德国社会现状,德国小说中的主人公却总是退避三舍,选择了与自然的孤独对话。若能在俯仰天地之间,与伟大的神性自然心心相印,谁还会费心思量自己身处何方,又属于哪个阶级。

他表示,德国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从1902年以来,德国汉学家一再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位,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想,之后的来者不再会想写一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了,而只是断代史,以及具有典范作用的有关古代,或中世纪,或近代的文学史。我和我的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选择。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而是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会这样?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

《德意志文学简史》读后感(二):小综述

(3)语言革命。文学诞生的首要条件是言论自由。《圣经》被翻译成德语,以及基督教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结合对德语文学影响深远。德国文学的语言革命源自于其诠释学传统,施莱尔马赫以降,诠释学的研究范畴从释经学转移到了对世俗文本的历史审美解读。理解试图穿透语言表层抵达深处,文学创作的过程则反其道而行之,从灵魂深处浮现于语言表面。一种更高的观念进入诗人内心,又重新由内至外,生成为文学语言,而语言的独特性证明了其神性起源。如果某种语言表述的愈发和逻辑前后矛盾,而这种错误产生于“无意识或者隐秘的体验”,这种语言表达便可称为又“深度”。含混、残缺、留白、跳跃等直指语言的灵魂状态。

深刻的思想决定文学的价值

为什么歌德席勒以前的德国文学不值一提?为何1750年以前,德国文学还没有达到欧洲文学普遍的水平,而在接下来不到五十年时间里,却出乎意料的跻身于世界文学宝库?这一飞跃将德国文学史区分为比例不衡的两端:前半部分尽管漫长,这一期间产生的文学作品却必须通过文学史的记录才得以摆脱被遗忘的命运,也几乎仅仅在文学史家的记忆中存在;后半部分虽然短暂,却出现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至少应该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的必读书。在史腊斐看来,如果将民族文学理解为使用该民族语言发表的作品总和,那么德意志文学汗牛充栋,然而如果仅仅将之理解为活跃于人们文学记忆中的作品,那么必然是短小精悍的。实际上德意志文学的高峰只不到百年,它有两次高峰,一次在1770年到1830年,也就是歌德席勒的时代,另一次是所谓的德国现代主义的时代,从1900年到1950年,随后德意志文学似乎又开始了漫长的蛰伏或死亡。那么,是什么造就德意志文学的经典?是什么致使德意志文学的平庸?

(4)对古典文明宗教般的狂热,以及哲学的品质。18、19世纪的欧洲,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对古典文明又如此巨大的热情,因为在德国学者那里,古典文明取代了宗教信仰,当时的文人越来越倾向于将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文字和想象隐藏于希腊神话的意象之后。狂飙突进运动以及浪漫派的诗学和纲领中充满了对“自然”的召唤。然而,他们的自然并非感官可感和可以科学分析的自然,而是上帝的现代名讳。自然既然被赋予了上帝的诸多特征,自然的崇拜者便既可在尘世中找到归属,也可以选择超然物外,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将基督教徒的上帝抛在脑后,还是重新把上帝捧上神坛。通过对古典艺术的信仰,艺术家在此岸世界建立了一个彼岸世界。古典艺术使人高贵,而高贵的人类,他们生活在人间,却不食人间烟火。对不朽的追求,拓展了文学的范围,提升了文学创作的质量。十八世纪中期,德意志文学创作的另外一种艺术,即批评和阐释的艺术勃兴。他们最先开始对艺术和文学进行科学分析,从他们开始,德意志式的思辨型诗人形成了传统,后来的诗人的创作都包含反讽式的反思。十八世纪以后,等级禁锢制度取消,艺术机构不再由贵族掌管,而是大量新建,且由政府资助,因此它们只需按照其理念直接且仅仅为艺术服务。那里并非娱乐消遣的场所,德意志文学一直缺乏娱乐性,这也是它的优点,如果把英法小说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德意志小说中缺少很多东西:紧张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时代和社会描写,最重要的是缺乏爱情故事。奇怪的是,古典文明之后文学尤为偏爱的爱情题材,在德国小说中却显得如此无关紧要。只有《维特》在欧洲大获成功,因为人们可以把它当做爱情小说来读。在教育小说中,虽然也有爱情故事出现,但仅仅是轻描淡写、匆匆提及。更重要的是题材是童年回忆、与师友的交往、感念的阐释、艺术品的欣赏、场景的描写、孤独的状态、人生阶段的转变等。同样,非常德国化的思辨诗、观念戏剧和教育小说受到了哲学的庇护,从而将一种不属于文学的严谨带入了文学。自然、真挚、内向、寻根、拒绝修辞术、思辨这些并非德国首创与专属,却不如德国那样深入纯粹,甚至固化为德意志文化的本质特征。

《文化广场》:推动文学演进的因素,既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内部因素,又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条件等外部因素。在目前所见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版本中,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大多数还是以外部因素为主要参考系来编撰文学史。不知您是如何看待“文学史”这种著述体裁的?

1.失败的开端

2.第二次高峰

顾彬:不少欧洲汉学家把中国当代文学看成社会资料。通过作品他们希望能多了解中国的情况。原来我也是这么一个汉学家。到了2000年前后我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那个时候我多写作,开始出版我的文学著作,经常跟作家见面谈谈文学的本身。因此我十年来越来越多地从美学,而少从社会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德意志文学发端于中世纪,但彼时作品未引起人们重视,更甚之它们对后世的德语文学几乎没有影响。德国虽是最早掌握印刷术的民族之一,然而他们的技术并未用在出版上,有的优秀作品常常只有孤本或从未付印,即便侥幸留存的作品也非实至名归。中世纪作品的处境十分窘迫:专家孜孜不倦地公开推荐,而在读者群却备受冷淡。德意志文学的失败开端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世纪的德意志文学并不那么德意志,而是受普罗旺斯和法国北部文学影响,执迷于形式高雅规则严格的文字游戏,热衷于格律、内容和思维固定模式的循环往复,完全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的交往仪式。这样的作品太过“形式主义”,文学不再是探索未知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的工具,更多的是被用来装点固有的知识,附丽于历史、地理和传记的装饰品。文学的地位并不高,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文学不过是修辞术的练习。其他的国家情况则不同,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不在于它们循规蹈矩,而在于突破常规。一个国家中要出现突破性作家,前提是语言已经足够自由,可以无视修辞术的规矩,收放自如,不必顾虑。另一方面,德语的发展缓慢,直到16、17世纪,大部分德语作家却仍在用拉丁语创作,甚至到18世纪仍旧守护着拉丁语传统。真正的德语创作不受重视,甚至被斥为乡野产物,相反,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品表达自然,没有书呆子气,显得更为优秀。教育的缺乏反倒成了文学创作上的优势。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指出,浪漫主义以来的英国作家为了获得独立创作的勇气,否认自己的文学父亲,否认前辈影响。而德国恰恰相反,浪漫时期后的文人担心的不是传统的延续,而是传统的式微。德国文学读古典文学的推崇,一方面,当别国文学已经开始深入丑恶的描写时,德国文学仍旧追随崇高,同时期的法国英国早已是小说天下,在德国,即便是叙事文学中,也是叙事诗独占鳌头。同一时期,相比于邻国颇为“现代主义”的作品,德国人仍旧在发展古典的崇高与和谐的现实主义,尽管德国的现实主义与别国的现实主义完全绝缘。德意志文学开始下滑。

不过,德语国家的读者恐怕他们还是老样子。德国读者大部分是女的。她们想多了解中国妇女的情况。因此所谓的美女作家在德国非常成功。

2.第一次高峰 德意志文学失败的开端已经预示了其经典化的发展方向。

德国汉学家顾彬:文学史应该是以著作为主。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有两个城市一撅而起:维也纳和布拉格。昔日的文学边缘地带一跃而成为文学中心,这并非是后来者居上。同一时间的爱尔兰、半个世纪之后的拉丁美洲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结论是,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前现代社会中的危机,即它们迟到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文学的生产需要回忆,对一个古老世界的回忆,在哪个世界里,文学的力量尚未被媒体技术破坏殆尽,启蒙运动通过媒体、科学、商贸进行,尚未将最后一点虔诚信仰驱逐出文学的领地;在那个世界里,每个写作者都必须描述走出传统的艰难,他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传统,又继承了传统。环境越是保守,越有必要挑战。犹太人成了德意志文化最铁杆的拥趸。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却解释了1900年后德国文学再度崛起只要归功于犹太人。相似的外在条件:宗教传统的式微,欧洲范围内的启蒙运动,审美自律,对伟大艺术产生了类似宗教情绪般的狂热信仰。同化了的犹太人应该是更为纯粹的德意志人。因此,随后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使得德意志文学失去了曾经的高度和个性。里尔克、托马斯·曼、卡夫卡都不是先锋派,而是某种审美保守主义的跟风者。他们向往和追求的,是复兴和继承德意志文学古典浪漫时期的辉煌。欧洲其他各国先锋派对传统审美范式的破坏不乏幽默之举,戏仿、无稽之谈、对词汇和想想的解缚尽管消解了意义,同时也增添了风趣。在德国的现代主义者如果不是国际达达主义运动成员,便与这种愉悦的审美创新无缘,他们以阴郁的声调讲述悲剧的发展,似乎必须为古老世界的没落担负责任,且因此而必须接受新的惩罚。德国的现代主义不是产生于突破传统的束缚、愉悦的诗学实验中,而是源自一种无力感的体验,无力拯救伟大的德意志穿宫廷,这种体验上升成为悲剧式的寓言。

《文化广场》:若把“文学史”进行拆分,即是“文学”和“史”。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中国内地出版的汗牛充栋的文学史,似乎是通过认识文学的内在嬗变来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学性始终从属于历史性,读后对具体文学作品印象却不深,就像也有人说是“强调社会变革和政治的斗争的主导地位”。在您看来,文学史的编撰核心是要完成什么目的?哪种方式才是将“文学”和“史”平衡沟通的理想方式?

宗教的式微与文学的美学自律。18世纪以前,宗教和文学界限分明,当时的教派都认为文学诱人堕落,而将宗教和世俗领域混杂在一起有伤风化,因此严格禁止并作出严格区分。于是,文学作品失去了宗教的严肃,而只要文学不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那就只能是应时应制的文字游戏,缺乏了生活领域的重大思考。但到了18世纪,两股思潮相向而行,打破了宗教和文学的均衡:一方面,虔敬运动试图用一种内在的基督教观念和解释打通所有世俗领域;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对于基督教的绝对权威提出了质疑。两种显然相互抵牾的思潮碰撞后得出的结果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们胸怀宗教热忱,去认识启蒙后的世界,这种免除了宗教义务的虔诚,带来了德国文学的兴盛。因此,教堂已然成为缪斯的神庙。如果不是出于宗教目的,对于基督教母题的文学改编必然以背离基督教传统为前提。细读基督教原始经典的语文学研究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的式微,这并未使得这些离经叛道者远离基督教原典,他们为文学而着迷,于是将《圣经》归入了文学经典之列。放弃宗教会使得文学消亡,高尚情操会消失,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上帝的缺位,世界才显示出无穷的美丽和无尽的深沉。另一个条件也促使了文学美学原则的自律,那就是长期以来不成熟的出版市场。德意志文学长久独立于尚未成熟的文学市场带来的一个好处是:许多独特的作品得以问世,它们的价值无需依靠广大读者的喜恶来作出轻率的判断。德国作家不需要依靠文学生活,而是为了文学而生活。

顾彬:能按照国际文学评论分析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们非常少。他们大部分喜欢告诉我们什么书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谁写的等。文学史的本身应该是以著作为主。

大学的影响。德语文学的创立者、主人公和读者都是大学生。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部分发生在大学中,教授、助教、学生都是文学角色,学者间的争论、书籍和实验室是文学的背景。这样不懈的求知氛围,塑成了德国的成长小说。德国很少有社会小说,因为社会小说的前提是小说主人公必须是社会中人,或者不断返回社会,社会是社会小说的描写对象。面对粗鄙不堪的德国社会现状,德国小说中的主人公却总是退避三舍,选择了与自然的孤独对话。若能在俯仰天地之间,与伟大的神性自然心心相印,谁还会费心思量自己身处何方,又属于哪个阶级。

《文化广场》:您在1988年开始组织编撰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自上世纪90年代在德国开始陆续出版。而第七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已在2008年推出中文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前言中表示自己评价文学的准则在于: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那么,这些准则依然适用于对文学史的评价吗?换句话说,有没有一套理想的文学史编撰的参照系?

语言革命。文学诞生的首要条件是言论自由。《圣经》被翻译成德语,以及基督教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结合对德语文学影响深远。德国文学的语言革命源自于其诠释学传统,施莱尔马赫以降,诠释学的研究范畴从释经学转移到了对世俗文本的历史审美解读。理解试图穿透语言表层抵达深处,文学创作的过程则反其道而行之,从灵魂深处浮现于语言表面。一种更高的观念进入诗人内心,又重新由内至外,生成为文学语言,而语言的独特性证明了其神性起源。如果某种语言表述的愈发和逻辑前后矛盾,而这种错误产生于“无意识或者隐秘的体验”,这种语言表达便可称为又“深度”。含混、残缺、留白、跳跃等直指语言的灵魂状态。

顾彬: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汉学家。我上高中学校,我最喜欢的两门课是古代希腊文与哲学。上了大学后我开始学神学,又学了日耳曼文学等。很晚我才开始学汉学。写杜牧博士论文时,我用哲学与日耳曼文学的方法来分析他的作品。我的导师不太高兴。不过,一个哲学教授支持我。所以我可以毕业。

对古典文明宗教般的狂热,以及哲学的品质。18、19世纪的欧洲,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对古典文明又如此巨大的热情,因为在德国学者那里,古典文明取代了宗教信仰,当时的文人越来越倾向于将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文字和想象隐藏于希腊神话的意象之后。狂飙突进运动以及浪漫派的诗学和纲领中充满了对“自然”的召唤。然而,他们的自然并非感官可感和可以科学分析的自然,而是上帝的现代名讳。自然既然被赋予了上帝的诸多特征,自然的崇拜者便既可在尘世中找到归属,也可以选择超然物外,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将基督教徒的上帝抛在脑后,还是重新把上帝捧上神坛。通过对古典艺术的信仰,艺术家在此岸世界建立了一个彼岸世界。古典艺术使人高贵,而高贵的人类,他们生活在人间,却不食人间烟火。对不朽的追求,拓展了文学的范围,提升了文学创作的质量。十八世纪中期,德意志文学创作的另外一种艺术,即批评和阐释的艺术勃兴。他们最先开始对艺术和文学进行科学分析,从他们开始,德意志式的思辨型诗人形成了传统,后来的诗人的创作都包含反讽式的反思。十八世纪以后,等级禁锢制度取消,艺术机构不再由贵族掌管,而是大量新建,且由政府资助,因此它们只需按照其理念直接且仅仅为艺术服务。那里并非娱乐消遣的场所,德意志文学一直缺乏娱乐性,这也是它的优点,如果把英法小说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德意志小说中缺少很多东西:紧张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时代和社会描写,最重要的是缺乏爱情故事。奇怪的是,古典文明之后文学尤为偏爱的爱情题材,在德国小说中却显得如此无关紧要。只有《维特》在欧洲大获成功,因为人们可以把它当做爱情小说来读。在教育小说中,虽然也有爱情故事出现,但仅仅是轻描淡写、匆匆提及。更重要的是题材是童年回忆、与师友的交往、感念的阐释、艺术品的欣赏、场景的描写、孤独的状态、人生阶段的转变等。同样,非常德国化的思辨诗、观念戏剧和教育小说受到了哲学的庇护,从而将一种不属于文学的严谨带入了文学。自然、真挚、内向、寻根、拒绝修辞术、思辨这些并非德国首创与专属,却不如德国那样深入纯粹,甚至固化为德意志文化的本质特征。

我大概在学校与大学时无意识地注意到文学经典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可是到了2000年前后,我才用这个方式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好的语言、有意思的形式、深刻的思想决定文学的价值。

2.第二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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