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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俄罗斯文学讲稿读后感10篇

浏览次数:145 时间:2020-02-07

《俄罗斯文学讲稿》是一本由[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3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文体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离开故国俄罗斯后,曾于1940至1950年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开设文学课程。他为此精心撰写了大量的讲稿,后经整理和编辑,辑成《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及《〈堂·吉诃德〉讲稿》三部讲稿。日前讲稿新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俄罗斯文学讲稿》读后感(一):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完全是抬杠嘛

该社同期还出版了英国大诗人W.H.奥登的散文作品《染匠之手》,其中包括奥登作为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发表的著名演讲录。书中的文章题材广泛却又互有关联,奥登对诗歌,对艺术,对人生的种种境况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开始也被唬住,觉得作者很有洞察力。

同为二十世纪的重要作家,纳博科夫和奥登无论身世和思想都有太多的不同。但显而易见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讲稿或演讲录,某种意义上是他们为谋求生计而作,但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以及独特的切入文学的角度。他们的所思、所感,正应了纳博科夫访谈集的书名《独出机杼》。而且他们关注的是文艺,背后呈现的是他们在二十世纪中的重要经验。

但是仔细想想,完全是抬杠嘛。

在《染匠之手》前言里,奥登坦然道,关于我们的文明,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就是,诗人只有通过写作或谈论关于自己诗艺的东西,而不是通过写下实际的诗,才能赚到更多的钱。由此,如果说奥登写下的所有诗歌都是为了爱,他写受托的散文作品则是为了赚钱。但实际上,就像该书译者、诗人胡桑所说,这只是奥登一个谦虚的说辞,他真正的用意还是想在散文里面把思想呈现出来。

哪个俄国作家不絮叨?

“而且这也是奥登特别看重的一部作品,动用了他能动用的所有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在里面几乎可以说,他实践了本雅明的理想,用引文去写作。”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啊,杀人犯和妓女为什么不能一起读圣经?

纳博科夫自然是很少用引文的,他也没那么在意所谓的思想。而且他特别强调,他切入文学的唯一视角就是他对文学的兴趣,也就是说,从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的角度来看。因此,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平庸,理由就在于他在陀氏作品里体味的陈腐的说教与“被美化的陈词滥调”。在《俄罗斯文学讲稿》写托尔斯泰的章节里,他写道:“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撇开他的前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说,我们可以这样给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排个名: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理;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这很像给学生的论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正等在我办公室门口,想为他们自己的低分讨个说法。”

现在是俗套的东西当年未必是俗套。

诚如书评人晓林子悦所言,纳博科夫对托尔斯泰的赞美,隐现他对昔日的眷念,因为托尔斯泰与他父亲相熟,这位白胡子小个儿老头是他幼年幸福时光里的一个影像。他对托尔斯泰的欣赏也隐含了他们在于文学观的默契。纳博科夫说,托尔斯泰“永远执着于没有时间限制的属于全人类的重要问题”。在1969年接受《时尚》杂志采访时,纳博科夫说道:“一个傻瓜也能明白托尔斯泰有关通奸的态度,但要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好的读者就需要想象。”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疾病,都是疯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是放大而已。

但在这部讲稿里,更多篇幅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白痴》等五部作品,而给予托尔斯泰的却只是《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一部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纳博科夫还批评道,《堂·吉诃德》属于很早、很原始的小说类型,整体结构和情节都是粗糙的,它的文学地位是被强化的、不断叠加演绎的结果。但他还是用长达二十余万字的《〈堂·吉诃德〉讲稿》来分析塞万提斯和他的这部不朽作品。

还有关于现实主义来听听陀自己的说法吧:

这难道仅只是为了投合学生的趣味,并因此乐得向学生展现他眼中的“反面教材”?毕竟,曾经富有的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境况大不如前,凭《洛丽塔》成名之前,都颇为拮据。他需要靠在大学里讲课维持生活。事实未必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讲述哪个作家作品,诚如晓林子悦指出,纳博科夫都努力给学生提供有关细节以及细节之间联系的确切信息,以及感性的火花。“在纳博科夫眼里,没有感性的火花,一部作品就没有生命。”

有什么能比现实更荒诞更意外的呢?有什么能比现实更难以置信的呢?小说家永远也想不出现实向我们提供的成千件具有最平凡形式的那些不可能的事。要按现实的本来面目描写现实”,这样的现实根本不可能有,“因此要给予观念的更多的余地并不要害怕理想的东西”。他认为,事物的平凡性和对它的陈腐看法,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甚至正好是相反。“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完全不同。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理想主义曾经预测到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证实。

奥登的见解颇为不同,他更倾向于删除一些不必要的联系。他说:“一首诗必须是一个封闭体系,但是,在我看来,体系化的批评会纳入一些死气沉沉甚至错误百出的东西。

还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更像是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衣钵啊,我怀疑纯粹是嫉妒。

在对自己的批评文章进行润色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将它们删减成笔记,因为作为一个读者,我偏爱批评家的笔记本胜于他的论文。”虽然如此,奥登却希望人们逐篇地阅读这些笔记,因为这些笔记章节的秩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奥登也的确非常重视读者,他曾经说过,即便他那些看似抽象而非个人化的诗歌,也都在尝试与读者建立某种交流;他认为他的读者都是独立个体,他可以倾吐衷言,也可以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读者并非集体性的大众,他也不是从一个知识或权威的超然位置来发表演讲。

《俄罗斯文学讲稿》读后感(二):小感

相比而言,纳博科夫看似特别高姿态,他近乎有意与读者对抗。在1964年接受杂志采访时,他说:“我的写作只取决于唯一的读者——我的自我。”三年后,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纳博科夫又说,“我不关心公众道德”,人物不是作家的傀儡,写作不需要处理思想,“最好的观众就是他每天在剃须镜中看到的那个人”。

只是大致读了一遍,没有细细的读。果戈里部分是跳过的,读了一点没有太看懂也不理解,孤陋寡闻的我对这个作家之前是没有听过的,打算以后读过他的作品之后再来读纳博科夫对于他的分析。关于俄罗斯文学我只读了《罪与罚》和《复活》以及契诃夫的一些短篇,了解不多,但是很感兴趣。如评论所说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偏见真的很深。。。我只看过《罪与罚》,觉得废话很多,对这部厚重的书谈不上多喜欢,但也不太认同他对陀的贬低,以后还准备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契诃夫我是真心喜欢,纳博科夫说他撑死写不了长篇与莫泊桑一样,老实说我看笑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没有看完搁置中,真的太需要耐心。。《安娜》没有看,非常喜欢《复活》,可惜讲稿没有谈及。至于高尔基,我对他的印象只基于教科书上的海燕,也无多大兴趣,没有仔细看。最后一章讲翻译的,言语犀利一针见血,非常喜欢,译者的良心,不止信达雅。

以此推论,纳博科夫像是个标高独立的诗人,奥登倒更像是个更具日常性的作家。纳博科夫说:“风格是一个作者的习惯,是将这个作者区别于其他任何作者的特殊手法。”他最有名的一句话,莫过于他在《文学讲稿》里声明的 “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但奥登却说T.S.艾略特“是个非常特殊的诗人,不可模仿”。所谓不可模仿,以诗歌评论家朵渔的看法,无非是风格上的独创性过于明显,模仿即死亡。

总之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通读完之后的感想。。等把所有作家的作品读完之后会再认真的看一遍的。

因此,如朵渔所说,奥登宁可往回走,着迷于恢复传统的诗歌形式,在一个守成的位置上开拓自己的天地,而不是顺理成章地去做一个“现代主义的继承人”。不同于艾略特,奥登更加看重诗歌的可交流性,“没有与人交流的愿望,不会成为艺术家,只会成为神秘主义者或疯子”。朵渔表示,为了达到一种普遍的交流状态,奥登倾向于一种“轻”写作,他的语言很直接并接近普遍的表达。当然,纳博科夫看似一个不妥协的现代主义者,实际上也是文学传统的坚守者,看他推崇狄更斯、福楼拜等传统作家的创作就可想而知了。

《俄罗斯文学讲稿》读后感(三):尖锐的纳博科夫

不拘一格如纳博科夫,或许会赞同奥登在 《创作、认知与判断》一篇里提出的一个说法,在别人的眼里,如果一个人写下一手好诗,那么他就是诗人。而在他自己眼里,只有在为一首新诗做着最后的修订时,他才是诗人。在这一刻之前,他只是一名潜在的诗人,在这一刻之后,他只是一个停止写诗的普通人,也许永远停下了。也就是说,奥登每一次写诗都在诗人与普通人之间转换。纳博科夫同样如此,在写作之外,他更是一个喜欢捕捉蝴蝶和收集蝴蝶标本的普通人,他的不普通在于他从中领受了很多启发。在他看来,和捕捉五彩斑斓的蝴蝶一样,领悟文学之美,同样应当着力于捕捉特殊性所带来的愉悦。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

“缺乏品味,处理人物方式单调,个个都有前弗洛伊德情结,沉溺于描写人类尊严所承受的种种悲剧不幸。我本人不喜欢这种让他的人物‘在罪恶中走向耶稣’的耍宝写法,而另一位俄国作家伊万•布宁对此有更直率的评价:‘张口闭口都是耶稣。’”

“很遗憾我也不懂得如何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预言家。”

对“感伤”和“敏感”的区分很妙:

“一个感伤主义者在空闲时可能是一个绝对残暴的人。而一个敏感的人永远都不会是一个残忍的人。”

“当我们谈论感伤主义者,包括理查逊、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对人们熟悉的情感所做的非艺术性夸张,目的是为了在读者心中自动激起传统意义上的同情心。”

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

“书中的风景就是一个思想的风景,一个道德的风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人物是通过情景、道德问题、人物的心理反应,以及他们的内心波动。”

“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但他却走错了方向,写起了小说。”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尖锐批评:

“事实上,衡量天才的真正标准在于他所创造的世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他的——这个世界在他之前是不存在的,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使这个世界貌似真实。”

“当我们对待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必须谨记在心:艺术是一场神圣的游戏。”

“你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病态的心灵所作的探索中获得一种艺术快感,而你读一部犯罪惊悚小说时因厌恶而颤栗或感到病态的好奇,诸如此类的情感与陀式小说给你的艺术快感相比,后者是否就一定高尚得多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说中,美学成就和对犯罪的报道之间甚至更缺少平衡感。”

关于陀式作品中人物尽是精神病的批评:

“如果一位作家创作的人物几乎都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疯子,我们是否能真正讨论“现实主义”或者“人类体验”的各方面就值得怀疑了。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整本书从头到尾,这些人物的性格都不会有任何发展变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经营情节,这就很好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他对高潮和悬念的把握近乎完美。但如果你重读一本他的书,对其中复杂的情节和悬念都已相当熟悉,你就会立刻意识到第一次阅读时你所经历的悬念感已经荡然无存。”

对《罪与罚》的批评:

“读不朽之书的杀人犯和妓女——一派胡言。在一个丑恶的杀人犯和这位不幸的女孩之间没有任何修辞上的关联。有的只是哥特式小说和感伤小说之间的传统关联。这只是一场假冒的文学骗局,而不是关于悲悯和虔诚的经典著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样一种思想情有独钟,即身体上遭受的痛苦和精神上承受的耻辱能使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更加完美,其原因可能是在于他个人的悲剧:他一定感觉到自己体内那个那个自由的热爱者、那个叛逆者、那个个人主义者,都因他在西伯利亚的监狱的经历而遭受了某种失落,至少对他的创作自发性也是有伤害的;但他始终固执地认为当自己从西伯利亚回来时已经是一个‘更好的人’了。”

对《鼠洞回忆录》的评论:

“语句的重复,强迫的语气,百分之一百平庸的词汇,粗俗的肥皂剧口才,这些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中的元素。”

“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把喜剧与悲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堪称非常优秀的幽默作家,他的幽默总是接近歇斯底里的边缘,人们疯狂地彼此侮辱,彼此伤害。”

对《白痴》的批评:

“所有的人物说话时,要么脸色苍白,要么满面通红,要么两脚直哆嗦,涉及宗教的东西品位之低令人作呕,作者完全只依赖定义,却根本没有辅以证据来说明支持这些定义。”

对《群魔》的批评: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表现人类尊严之不幸这一主题,这既可以归于闹剧也可归于戏剧。由于过多表现滑稽可笑的一面,同时又缺少真正的幽默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有时有沦为废话和粗俗的危险。”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真理探求者,一位精神变态的天才,但我们也知道他不是托尔斯泰、普希金和契诃夫的那种意义上的伟大作家。这不是因为他所创造的世界是虚幻的——所有作家笔下的世界都是虚幻的——而是因为在他创造这个世界时太一蹴而就,因此缺少和谐感和精炼感,而即使最最不合常理的杰作也必须遵循这两点。”

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批评:

“无论什么时候作者写到德米特里时,他的笔法都是异常生动的。德米特里似乎一直处在强灯的照射下。那些他身边的人也同样如此。但一到阿辽沙,我们就陷入了完全不同的、没有一丝生气的环境。灰蒙蒙的道路引导读者进入了一个阴沉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只有被艺术精神所抛弃的冰冷的理性说教。”

对托尔斯泰进行了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躺枪:

“大多数俄国作家对真理的确切之意与本质属性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普希金来说,真理让他想起高贵阳光之下的大理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二流艺术家来说,真理是血与泪,是歇斯底里的时事政治和汗流浃背;而契诃夫虽然看上去全神贯注于周遭的一片混沌,其实他始终带着怀疑的目光凝视着真理。托尔斯泰径直迎着真理而去,低着头紧握拳头,他找到了那块曾经竖立过十字架的地方,——抑或就是他自己的模样。”

“他发现了一种刻画生活的方法,这种方法和我们关于时间的概念相契合,令人感觉愉悦。他是我所了解的唯一一位其时间钟和众多读者的时间钟相一致的作家。”

个人的一点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性命运的思考:

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有无法逃避的悲剧性命运,是因为她确实是一个有罪之人。但她的罪孽为何?托翁当然说的不是婚外情。假设安娜爱上伏伦斯基后,并不向丈夫表明心意,继续和伏伦斯基保持秘密恋情,那如此苟且之事自然是她的罪。可是事实是,我们不能否认,在这样的一段婚外情中,安娜是诚实的,她不可控制地爱上了伏伦斯基,而伏伦斯基也爱她。

所以,安娜的罪并不是以婚外情这样的形式表现的,而是这份感情的基础有罪——肉欲。在肉欲之上衍生的爱情,在托翁看来,是有罪的。因为这种感情中,当事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必然导致毁灭的结局。

假设在当下这个愈来愈重视,或者说直视肉欲之美的时代,我们不在肉与灵上的区别上做文章,我们承认肉欲引发的爱情和灵魂间的吸引力同样高贵,那安娜还有罪吗?或者说,安娜在我们的时代能否避开这样的悲剧命运?

我的看法是,不能。因为安娜的命运轨迹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注定了。这个时候,当然是她决定和丈夫结婚的时候。显然,作为一个既聪明又敏感的女人,安娜不可能不知道她和卡列宁之间并没有热切的精神上的吸引力。她和卡列宁的结合,应该更多是出于一种物质上的妥善选择,毕竟她还是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伏伦斯基的出现,不过是捅破了这层和谐的假象,没有精神层面的交流,安娜的出轨只是迟早的事,虽然伏伦斯基,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个幻想而已,他的平庸显然也无法给予安娜更多灵魂上的慰籍。

为什么托尔斯泰的部分没有写到《复活》?是因为顾及托翁的形象么?怕自己的毒舌在面对《复活》的时候控制不住?

《俄罗斯文学讲稿》读后感(四):转载

“生命既哀亦美,知此足矣”

译《俄罗斯文学讲稿》有感

我第一次接手《俄罗斯文学讲稿》的翻译是2005年,而这本书出版是在今年,整整十年。十年前,我还不知道我到底要拿自己的生命做什么,十年后我争分夺秒盘算着今天怎么把手头的书再多译掉几页。一度,我曾特别盼望《讲稿》快快出版,因为各种原因始终不能如愿,而现在回过头去,我却有些庆幸书的出版一拖再拖。在感觉漫漫无期的拖延中,我得以数次从头到尾校对、修改译稿,已经记不清发现了多少问题,查阅了多少资料。对比最初的译稿和如今的出版稿,差异之大让我禁不住感慨十年磨一剑的古训太有道理了。更何况,跟《讲稿》本身的出版历程比起来,译本的十年真可谓小巫见大巫。

纳博科夫最早开始写这些评论是在1940年,而这本《俄罗斯文学讲稿》第一次出版一直要等到1980年,作家去世三年之后。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讲稿》的页末注分为编者注与译者注两种,前者插入的多为纳博科夫本人的文字,但编者会说明这些文字被作者在原稿中删除了,编辑工作之细致可见一斑。

《俄罗斯文学讲稿》全书主要按所评论作家分为六个部分,此外还收入了三篇篇幅较短的独立散文,即《俄罗斯作家、审查官及读者》、《菲利士人和菲利士主义》、《翻译的艺术》。六位俄罗斯作家依次为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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